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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元起心道：摄政王是光绪皇帝他老弟、宣统皇帝他老爹，大清就是他们家小菜园子，人家爱怎么玩就怎么玩、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只要不是外敌入侵、丧权辱国，大清亡不亡，关你我鸟事？瞧你这副忧国忧民相，纯粹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在椅子上换个姿势，孙元起才说道：“我们俩都是打酱油的，就别操人家卖白粉的心啦！”
“嗯，说什么？”杨度没听懂。
“我说，这不是我们能操心的事儿。”
“怎么不是我们能操心的事？”杨度皱着眉头，“百熙，你现在已经是侍郎，跟以前提学使可大不一样，遇到此等朝廷大事，循例是可以上奏的。”
杨度这么说，并非他对大清有多忠诚，只是在大清治下久了，习惯了，突然剧烈变动难免有所抵触。就好像住的房子年久失修，自己骂骂可以，如果别人替天行道突然拆了它，心中还是难以接受。
再者，在杨度替孙元起规划的人生中，可没考虑大清亡国这个变因。现在满汉矛盾激化，形势大有脱离自己预测的迹象，杨度难免想把它重新控制在自己可掌控的范围。
“上奏有用么？如果上奏有用，还轮得到我写折子？”孙元起伸个懒腰，“我们还是考虑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吧！”
杨度也明白事已至此，非孙元起所能挽回，所以调转话题：“那你想做什么？”
谈到正式话题，孙元起打起精神来：“京师大学堂实在太混乱，我想改革一下。”
“啊？”杨度大吃一惊，“你想动京师大学堂？”
不怪杨度吃惊。虽然清末大力兴学，各地大学堂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但要说业内老大，还得数京师大学堂。按照张之洞最新制定的规矩，京师大学堂毕业生一律给予举人出身；其考列“最优等”的，以内阁中书尽先补用，并加五品衔；“优等”者以中书科、中书郎补用。这简直就是中央党校啊！冲着这政治地位，其他学校如何能比拟？
而且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也就是校长，是正三品，和各省提学使一个档次。但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是实缺京堂，比地方上的提学使高半级。孙元起虽然荣升左侍郎，也不过是从二品，如何能越过总监督对京师大学堂指手画脚？
孙元起兀自不觉：“没错，我就是要动动京师大学堂！大学堂是戊戌变法唯一仅存的硕果，当年叔祖父寿州中堂是第一任管学大臣，从谋划到创办、停办后又复办，他老人家悉心呵护辛苦支撑，不知花费多少心血。可如今京师大学堂是什么样子？
“学生在学校都带着差役，每到上课时间，教室中便一片差役‘请大人上课’的声音，把纸墨笔砚及茶水、烟具摆好，差役才告退。下了课，差役又来‘请大人回寓’，学生大人拍拍屁股便走，差役在后收拾杂物。上起体育课来就更热闹了，操场上时不时传来‘大人，向左转’、‘大人，向右转’的口令声。
“带着差役也就罢了，有些学生吃完晚饭，坐洋车就直奔八大胡同，打牌、看戏、捧名角、吃花酒，简直就是二世祖行径。老师也自甘堕落，隔三差五往八大胡同跑，师生见面还打招呼。京城都笑话说，京师大学堂师生，不仅要做同校师徒，还要做同门兄弟。真是斯文扫地！
“去年年底，京师大学堂聘请浙江举人陈汉章到学堂做教习。他到学校之后，得知大学堂毕业可以授进士、奖励翰林头衔，便甘愿做学生而不做教习，以取翰林足慰平生。你说可笑不可笑？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乌烟瘴气，一塌糊涂，不改能行么？”
杨度感觉自己有些悲催，学得一身帝王术，选的东主却对做官没什么兴趣，反而对学校改革上了瘾，到了哪里都先对学校开刀。见孙元起慷慨激昂，只好应道：“改自然要改，关键是怎么改、谁来改。”
“这就是最大问题。”孙元起不傻，知道自己这个左侍郎位置颇为尴尬，想改革京师大学堂，上面有管部学士张之洞、学部尚书荣庆，必然得事前先请示；下面还有京师大学堂总监督，那是人家的一亩三分地，自己直接插手自然不妥。也没听说北京大学改革，校长袖手旁观，教育部副部长却天天坐镇未名湖的道理。
“现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是谁？”杨度问道。
“是刘廷琛，”孙元起既然准备对京师大学堂动手，自然事先搜罗了一些消息，“刘廷琛，字幼云，号潜楼，江西九江人。今年四十三岁。光绪十九年(1893)中举，二十年(1894)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二十三年(1897)简放山西学政，三十二年(1906)和我一起出任提学使，我是湖北，他是陕西，不过他没上任就被选送日本考察教育。次年回国，改任学部右参议，旋即担任京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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