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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校的登基大典结束以后，皇帝与群臣商议的第一件国事是安排先皇的泰昌纪年。
先皇朱常洛改年号为泰昌，以明年为泰昌元年。可是他嗣服一月即死，距离泰昌元年开始的时间还有四个月。而朱由校即位时，又宣布以明年为天启元年。这样一来就产生了父子二代的纪年互相打架的问题：
如果以明年为泰昌元年，则朱由校即位以后，将有一年又四个月的时间没有纪年。
如果以明年为天启元年，则朱常洛的纪年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父传子，子传孙，此为万世之经；帝统必不可缺遗，世系必不容紊乱，此为纲纪之大。为了使朱由校的嗣统具有连续性，维护明帝世系的完整性，必须刻不容缓地解决先皇的泰昌纪年问题。
在早朝上大臣的讨论中，礼科左给事中李若珪提出了一个和稀泥的万全之策。他建议把万历四十八年一分为二，以朱常洛登基之日为界始：八月初一以前称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至十二月底为泰昌元年。
李若珪的改元之议提出之后，有人立即表示反对。御史黄士彦说：
“若中岁改元，使人君不得毕其数，嗣君不得正其初，于义为不经。先帝即位一月，善政不胜书，未及改元，修史谁能隐之。臣子乃于后改之，是以过举遗先帝耳。”
而御史左光斗，则不同意黄士彦的说法。他根据唐代“父子共有一年”的先例，上疏赞成李若珪的建议。说：
“今距登基只一日。若今日之议，万历自四十八年，泰昌系以元年。但史自八月一日前仍书万历，自八月一日后至十二月则书泰昌，并行不悖，古今通行。泰昌之于万历，犹天启之于泰昌也。泰昌不忍其亲则存之，天启独忍于其亲则削之，是陷皇上于不孝也，既不忍于祖而于其父，犹之不孝也。忍于全泰昌之孝，而不思所以全皇上之孝，是议者之过也。”
朱由校最后拍板，采取了李若珪和左光斗的说法，继统问题就明确了。他真正当上皇帝的第一个下午，就讨论了这么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国事。
到了晚上，朱由校转移到养心殿西暖阁继续办公。
此时的西暖阁，早已被值事太监擦拭得窗明几净，镶嵌了几十颗祖母绿的鎏金宣德炉里，也燃起了特制的檀香，异香满室，闻者精神一爽。而在小皇上的御座与李太后落座的绣椅之间，有一个小巧玲珑的单盆花架，上面放了翠青六孔莲瓣花插，那本是南宋龙泉窑的旧物。花插上了六枝猩红欲滴的玫瑰，也分外夺人眼目。
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带着一堆奏章给皇帝批阅。朱由校瞄了瞄几案上早已放好的十几份奏章，问道：
“王公公，奏章还未拆封？”
按规矩，所有呈给皇上的奏章，先都集中到通政司，再由该衙门转呈大内。奏章寄呈时就已封套缄口，通政司收到后再加盖火印关防。只有呈至御前，皇上下旨才能开拆，此前任何人不得与闻。
“没有皇上的旨意，奴岂敢拆封？”
王安恭恭敬敬地站在几案前，朱由校见状，叫一名小内侍给他搬了个凳子。
“王公公，坐下说话吧！”
“谢陛下！”王安刚坐定，皇上又问话了。
“朕刚开始处理国事，有些事还需要请教王公公你。”
“奴不敢当请教二字，皇上有何事垂询，请明示。”
“通政司每日送来很多奏本要朕审阅，这些公文事体浩繁，形式各异，应该怎样区别对待？”
听到这问题，王安心里很高兴，他本来还有点担心这位喜好玩乐而著称的皇帝不理朝政。现在，天子有心处理政事，熟悉掌故了，这对国家来说实在是一件好事。王安应声答道：
“皇上所问之事，乃宫府间移文方式，奴曾在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矩手下做事，对这方面的处理是再也熟悉不过了。”
“朕提的问题，你快快回答。”
王安一直正襟危坐，此时“嗯”了一声，略一思忖，答道：
“皇上在各类奏章上的批复或者御制文章，虽总称圣旨，但因体裁不同，大略可分十类：一曰诏、二曰诰、三曰制、四月敕、五曰册文、六曰谕、七曰书、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至于各衙门所上奏本，体制亦分十类：一曰题、二曰奏启、三曰表笺、四曰讲章、五曰书状、六曰文册、七曰揭帖、八曰会议、九曰露布、十曰译……”
接下来，王安就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传递的各十种文体作了详细的介绍说明，每种文体的法式、物件及作用都引经据典由浅入深剖析明白，皇帝听得很认真，没有听懂或心存疑惑之处便及时提问，这样言来语往，不知不觉过去了大半个时辰。
皇帝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
“万岁爷，该歇会儿了。”王安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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