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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也完整出现在人们面前——“攻敔王光，自乍用剑，台战戊人”。
此剑便是吴王阖闾自作用剑——吴王光剑。
吴王光剑至今存世两把，另一把为庐江县出土，剑格处（剑身与剑柄之间作为护手的部分）错金铭文为:“攻吾王光自作用剑，恒余以至克战多功”。在已发现在古剑中铭文最多，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吴王光剑虽然没有随后的越王勾践剑名气大，但也代表了当时吴国的古铜兵器其精良冠绝天下。
《左传》也讲过一个故事，在公元前544年，吴王寿梦的四子季札到访徐国时，徐国国君表示出了对其佩剑的巨大兴趣，但没好意思提出。
季札看在眼里，表示还要周游其他国家，打算回来再送给徐国国君。可等他回来时，徐国国君竟然已经去世了，季札“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
这件事情也说明，吴国宝剑在当时就已是千金难求之物，《庄子·外篇·刻意》也说过：“夫有干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
干，通邗（hán），即吴国之别称，即是说一国之君能够得到一把吴国产的佩剑，也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情。
后来的吴王夫差自作用剑更为神奇，尤其是苏州博物馆所藏的一把吴王夫差剑，在不施加外力的情况下，仅以剑体自身重量，即可轻松划断12层宣纸，其当年锋利程度可想而知。
青铜是铜锡的合金，还含有一定量的铅和微量的镍。铜锡铅都是软金属，但通过科学的配比，用它们做成合金可就非常坚硬了。
如含铜过多，做成的剑就易卷刃；如含锡过多，合金就脆，做成的剑易折断。春秋时代吴国的铸剑工匠已懂得这个原理，故合金配比十分合理，因此铸造的剑既锋利又柔韧，刚柔相济。
传说中的“干将”、“莫邪”等青铜剑在当时是最负盛名的，据说今天苏州虎丘的剑池就是当年吴国工匠铸剑淬火的地方，池前方有一块被剑劈裂的巨石称为试剑石。
如何锻造，历经千年而不朽？
如何制作，菱形暗格纹错金剑身？
至今都是一个谜，用目前最新的静电加速器来分析，也只是得出几个假设，只能将所有的奥秘，都寄托于干将和莫邪的舍身投炉。
每一把佩剑都如此的精湛，批量生产的吴军青铜武器质量和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不会差到哪去。
我们可以从屈原的《九歌·国殇》中看到，“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那种短兵相接、奋死抗敌的壮烈场面；
可以从李贺的《南园十三首》中吟到，“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那种驰骋疆场、义气豪迈的波澜壮阔。
科学技术不仅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还是富国强兵的唯一保证。可以说，吴国的冶金技术，是吴国得以称霸的重要因素之一。
除此之外，吴国对待楚国这个庞然大物也是很积极的。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吴国从来不消极等待楚国出现破绽，而是积极运用谋略，主动创造条件，完成敌我优劣对比的转换。
首先，为了控制了淮河下游，吴国伐灭了楚国的羽翼——徐和钟吾这两个小国，为进而伐楚扫清道路。后又不断的侵袭夷、六、潜、巢等地，楚国在大别山以东的势力基本上都被吴国所控制。
其次，吴国采用了伍子胥提出的、比晋国荀罃更为深谋远虑的“三驾疲楚”的战略方针。
伍子胥的“三驾”除了“疲楚”外，更为重要的是“误楚”，实施战略欺骗，达到“继而克之”的目的。
六年间不间断的稍尝辄止、不作决战的做法，使楚军误以为吴军的行动仅仅是“骚扰”而已，而忽视了吴军这些“佯动”背后所包藏的“祸心”，放松了应有的警惕，一次次的“狼来了”给了吴国可乘之机。
其次，吴军大造声势，做出一副大举援蔡的架势。然而，令楚国没想到的是，当吴军水师行至淮汭后，突然弃舟登岸，穿大隧（九里）关、绕大别山，直取云梦腹地，让楚国措手不及。
此时，楚国还未能正确判断吴军的主要意图，以为吴军只是日常骚扰，左司马沈尹戌此时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认为吴军骚扰完后必然会以船载战利品，便提出分兵毁船之策。
万没想到吴国此行真正的意图，是试图通过远距离战略奇袭，从根本上打击楚国战争潜力，让吴国得以顺利的在江淮地区推进自己的势力范围。
其次，楚国君臣贪得无厌，以致唐、蔡等淮河小国因愤恨于楚国的不断侵凌勒索，而主动与吴国通好，使得吴国可以实施避开楚国正面，进行战略迂回、大举突袭，直捣腹心的作战计划。
最后，令尹囊瓦应该深刻检讨下，渡河作战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如果不这样，吴军会将楚国腹地搅得天翻地覆、洗劫一空，但错就错在渡河之后没有稳扎稳打，几十万的部队跟在几千人的屁股后面追，四百余里的战线，不被拖垮、拖散也会被拖疲，唯一的一点兵力优势就这样被轻松瓦解。
伐谋、伐交、伐兵，楚国一样也比不过人家，最终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尚武好斗的吴军，在拥有超维度军事科技和军事思想的加持下，再加上迂回奔袭、后退疲敌、寻机决战、深远追击等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微操作，就算楚军严格按照左司马沈尹戌的战术实施夹击，柏举之战的失败，也是必然的结果。
提三万之众千里奔袭，必然是有备而来。
能够打败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
公元前506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吴军渡汉入郢。
楚国危在旦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