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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君臣离心、将帅无能、临战乏术等因素，但我们将楚国这些弊病放到当时环境、与其他国家相比，也大同小异、如出一辙。
也有人谈到楚国的军事实力。
楚国的军事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丝毫不差，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仅从中原诸侯两次被迫与楚国签订弭兵协定就可以看出来，当然，与吴国比还是有相当差距的。
关键在于，楚国的国策出了问题——东进之策。
楚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01年）的时候，楚国和吴、越二国还是报团取暖的盟国。楚共王七年（公元前584年），当中原诸侯组团进攻楚国的时候，吴国两肋插刀的攻郯救楚，非常讲义气。
到了第二年就不一样了。
在以晋国为首的中原诸侯的封锁下，楚国的北上争霸一再受阻，只好将战略重心转向江淮流域，兼并小国以扩大实力。
可惜的是，楚国遇见了刚即位的吴王寿梦。
吴王寿梦是一个有梦想有追求、不安于现状的人，他想做一位带领吴国走向富饶、变得强大的明君，在以武立国的当下，他有二个选择——北上争霸、或者南下伐越。
对于弱小的吴国来说，北上与中原诸国争霸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也不可能实现，在这方面楚国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具有很强的参考性。
相比而言，南下伐越更可靠一点。
但攻打越国也有点麻烦。
越人号称“百越”，是一个多源的蛮族统称，按现在的说法来解释，越国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一个合众国，越王不光是越国的国君，还是整个越族的头。
在斗狠方面，越人比吴人更厉害，比如令倭寇闻风丧胆的戚家军便是由义乌人组建。
如果吴国执意伐越，越国便会分裂成很多个小国，整天在你国境线上骚扰，吴国势必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潭之中。
比如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对越人也没有完成征服，反而成为反秦的主力。
所以，为了营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南部边境，还是有个人稍微管着比较好。
并且从地缘价值上来说，春秋时期的越国绝不是如今GDP比较高的鱼米之乡，除了沼泽就是猛兽，实在不算一个好地方，打下来也没什么意义。
这些也是后来吴国无能为力、也不屑于灭越国的原因。
北上还是南下，吴王寿梦面临一个两难的问题。
但是，楚国叛臣申公巫臣的出现，坚定了吴王寿梦想都不敢想的尘封已久的另一种思路——西破强楚。
虽然楚国东向发展也引起了吴王寿梦的警觉和不安，只怕有一天连自己也会被吞并，但楚国可怕的战略纵深和曾经盟誓的约束，使得吴王寿梦迟迟没有与之为敌的打算。
两难之际，基于中原政局考量、急于复仇的申公巫臣在晋国的授意下出使吴国，“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然后“教之叛楚”——左丘明的这个“教”字包含太多意思。
一个“教”字，道尽申公巫臣苦口婆心教唆吴王寿梦叛楚时的甘难，也道尽对于弱小的吴国来说，下定这个决心时的勇气和艰难。
可以想象，申公巫臣说服吴王寿梦叛楚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楚国的东进之策——严重威胁了吴国生存空间，也阻碍了其自身发展。
为了争夺江淮地区的绝对主导权，吴国开始主动与楚国为敌。
后来，楚平王“复陈、蔡”的举动，释放了一个更为强烈的信号——放弃中原，全力东进。
在这种形势下，两国利益发生直接冲突，又得伍子胥、伯嚭等人推波助澜，使吴王阖闾发动了势在必行的柏举之战——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
所以，楚国的失败，除了内忧外患之外，国策的出台也是重要因素。
接下来分析下，这场被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吕思勉认为“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对比最悬殊的战役”，吴国是怎样打胜的。
吴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谋划伐楚。
从申公巫臣的“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到伍子胥的“安君治民，共霸成王，从近而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从公元前584年的“州来之争”，到公元前506年的“柏举之战”；从攻徐伐钟吾，到灭徐灭钟吾；从扰楚到疲楚……
八十年来，吴国心无旁骛、上下齐心，以伐楚为百年大计，高度的敬业精神，打不胜都有点说不过去。
换做你，不要八十年，八年就可以做成一件事。
又因为有晋国的照顾，吴国的外围政治风险较小，加之历代国君的励精图治、发展生产、改良吏治、整军经武，很容易实现跨越式发展，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军事。
吴国的发展一直和军事相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