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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合理性。
首先，我们假设孙武是存在的。
其实最早把孙子叫做孙武的，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孙子武者，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所以《史记》是支持这一观点的。
除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外，《史记》还对孙武有其他的零碎记录——
在《史记·律书》中，有“吴用孙武，申明军约”；
在《史记·吴太伯世家》和《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多次提到吴王阖闾就伐楚一事征求伍子胥、孙武二人的意见；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过“孙吴用兵”，但没说“孙吴”是谁。
除此之外，再无记载。
孙武何时、何事入吴？如何辅助吴国称霸？又因何去世？一切都没交代，很不符合司马迁的写史风格。
很大的一个可能，就是司马迁再也找不到有关“孙武”的事迹了，便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把“孙子”练女兵一事放在开头，剩下的篇幅全交代孙膑和伍子胥了。
那么我们就有一个疑问了，司马迁为什么这么写？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既是一部文学名著，也是一部历史巨著，也就是说在历史书里，它的文学性最浓；在文学书里，它的历史性最强。
为了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使命，为了尽可能多的保留史料创立纪传体通史，司马迁收集了春秋战国和秦汉之际长期战乱下所有的典籍散轶，包括民间传说、地方杂史，甚至奇闻逸事等，以融入史料使其丰富。
（纪传体：通过记叙人物活动来反映历史事件。）
因为资料的繁杂、缺失和真伪，又因为期间的文字变革，及书写记录方式革新，导致《史记》出现许多交代不清、充满矛盾的地方。
况且，《史记》的成书距离春秋末年也长达四百年左右，有些历史早已物是人非，被打扮的连亲妈都不认识了。
盲目相信是对历史的最大不尊重。
话虽如此，但《史记》的高度以及成就，对后世的史书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因为，我们越相信一件事，越会让它更加真实，即使它从来没出现过。
《孙子兵法》不能没有作者。
如果有，只能是孙武。
按照顾颉刚“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的说法，关于现今为止孙武的一切记载，都是以《史记》为基础，从简单到复杂，从干瘪到丰满，从枯燥到生动的过程。
也就是说，《史记》关于孙武的记载非常简单，核心内容只有“吴宫斩姬”一件事，但在《史记》之后，孙武的记载逐渐丰富，人物形象越来越饱满，事迹越来越详实了。
信古最大的问题，就是逻辑不能自洽，越往后世的自圆其说，缝合痕迹就越明显，矛盾说法也更加纷乱，更经不起推敲。
比如说《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还给出了一个孙武的完整世系，也就是上一章写的内容。
本着将孙武挖掘到底的精神，后人又根据《新唐书》推算出《孙子年谱》，给出了孙武从周岁到七十五岁的年表！甚至具体到每一年！
编撰之细，让我不得不感叹这种扎实务虚的工作作风。
但这又出现一个问题，《新唐书》中孙武的世系，经不起春秋史料最翔实的《左传》的推敲。
《新唐书》说公元前515年，三十岁的孙武奔吴，隐于穹窿中。
按照《谷梁传》“男子二十而冠，丈夫三十而娶”的官方说法，孙武三十岁，爷爷孙书至少也九十岁了，假设爷爷和父亲都打折十五岁早婚，孙武奔吴时孙书至少也六十有余。
《左传》记载孙武奔吴前八年（公元前523年），孙书伐莒有功，但在公元前484年，孙书又在艾陵之战被俘，期间间隔三十九年。
我简单算了一下，孙书被俘的时候至少九十八岁。
让一百岁左右的老人上战场……只能说，是个猛人。
至于公元前532年，发生在齐国的“田鲍四族之乱”，那也是田、鲍二氏驱逐栾、高二氏的事件，凭借有绝对胜算的田氏一方，孙武也不大可能逃难吴国。
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孙武不可能是齐国孙氏，更不可能是孙书的孙子。
至于翻阅年代更久远的《资治通鉴》、《汉书》等史料，无疑是舍本逐末；《吴越春秋》、《越绝书》之类的东汉野史之说，更加难以辨别。
所以，《史记》中关于“孙武”的记载，我们应该保持继续深究的态度。
追根溯源，我们尝试从《史记》之前史料典籍中去寻找线索。
时间越早越真实可信。
遗憾的是，《史记》之前文献中并无“孙武”其人的记载——包括翔实可信的《春秋》、《左传》、《论语》，包括那个时期专门记录吴越史事的《吴语》、《越语》，包括先秦诸《子》百家典籍，包括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可能知道的也可能不知道的成书于那个年代的。
就《左传》来说，左丘明写史严格按照“着意一件史事、一个人物的本末原委”的原则和风格，出现孙武这号人物不大书特书才怪，但他对其只字未提，似乎当时根本没有“孙武”这个人。
不过比较欣慰的是，“孙武”虽然没找到，但是带“孙”的却找到不少，比如“孙子”、“孙吴”等。
先看“孙子”。
《战国策·齐策一》中“田忌为齐将，系梁太子申，禽庞涓，孙子谓田忌曰”，但这个“孙子”明显是孙膑。
《战国策·魏策二》中“田盼宿将也，而孙子善用兵”，这个“孙子”也是孙膑。
《战国策·楚策四》也提到在赵国担任上卿的“孙子”，这个“孙子”是荀子，也不是孙武。
《韩非子·难言》说：“孙子膑脚于魏，吴起收泣于岸门”，明显此“孙子”也是孙膑而非孙武。
“孙子”可以排除。
再看“孙吴”。
“孙吴”是我们翻阅典籍时，带“孙”字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比如《韩非子.五蠹》中“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
《吕氏春秋》中“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
《荀子》中“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
《汉书·刑法志》中“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功灭亡于后”。
传统理解“孙”在“吴（起）”之前，那么按照时间排序，此处的“孙”是否就当“孙武”理解，而不是“孙膑”呢？
并不能。
虽然吴起年代早于孙膑，但这里孙膑仍列吴起之前，这种先近后远的例子在典籍中随处可见。
比如《韩非子.五蠹》“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中，“商”指商鞅，“管”指管仲，也是先近后远，所以其下“孙吴”也当是指孙膑和吴起，而非孙武与吴起。
所以“孙吴”特指孙膑和吴起，将孙膑与吴起并列，是战国末期時人们通常看法。
不仅局限于战国末期，在早于《史记》的《过秦论》中，贾谊也是将孙膑与吴起并列而谈：“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
又如刘向：“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亦灭其国。”
以上可以断定，在《史记》之前的可信文献记载中，所谓“孙吴”，这个“孙”也都是指孙膑。
难道，我们“有孙武其人”的假设不成立？世上果真没有孙武这个具体的人物？
果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