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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当时的战争受周礼的影响，也起到很大的约束作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就曾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战争，有时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离不开礼的约束。”
《左传·曹刿论战》中就讲了一个例子：公元前684年，齐国攻打鲁国，齐军三次击鼓进军，鲁军不应战。按照现在的做法，管你应不应战，打了再说。但齐军被“礼”约束，刀剑都出鞘了，跑过来一看鲁军不接招，只好退却重新进军。
鲁国接连搞了三次假动作，搞的齐军士气懈怠，斗志全无，被鲁军找准时机，“遂逐齐师”，然后“齐师败绩”。
这场战役便是著名的长勺之战，也是成语“一鼓作气”的来历。
这里提到的“礼”，就讲究公平、仁义、道义，实际上就是古代战争中的贵族精神。所以战斗的过程中带着很强的礼仪性和程序性，比如，说好出拳绝不使脚，说好打脸也绝不会踢裆，你受伤倒地了也没人补刀，你年纪大了我还让着你，你逃跑累了我扶着你歇歇，大家按照既定的规矩进行战争游戏，没有尸山血海的惨烈，也没有白骨沃野的惨状。
可以说，春秋中前期的战争往往是象征性的，是诸侯为了争夺霸主地位、地盘、或者讲道理说不通的情况下而进行的军事展示，战争的目的只是要打赢你，点到为止，让你听话臣服即可。这样的战争烈度不大，规模和过程都比较短，伤亡也比较小。即使是灭国，也只是灭了祭祀，人还是给你留下。
直到本次的泓水之战前，战争都是一种争霸游戏。
直到楚军全部渡河，布列阵势完毕后，双方击鼓交战。
宋军不杀伤重之人，不杀老人，楚军不管这一切，不管你是伤重还是老人，整咽气再说，杀了人再把首级割下来，首级多了装不下，就把左耳割下来方便再战，一气呵成，绝不含糊，这也是楚国在征服长江流域野蛮部落的常用手法。
宋军那里见过如此血腥的战争场面，说好的“仁义”之战呢？只见楚军将宋军砍得人仰马翻，血流成河，伏尸百里，惨不忍睹。
这个时候，中原人才意识到，战争的性质变了，战争不再是贵族之间的仪式和游戏，不再是高阶武士的专利了，而是关乎胜利，关乎消灭一切有生力量，关乎所有人你死我活的残酷搏杀。
当楚成王把俘虏、首级和左耳炫耀给郑文公和文芈（郑夫人、楚成王的姐姐）看的时候，战争也成为了政治和外交的极端残酷，是一种不惜以牺牲生命为代价的野蛮行径。
泓水之战后，兵者诡道和攻城灭国变成了战争唯一的手段和目的，为了美化战争，政治家甚至将战争人为的艺术化，升华战争成为标榜实力大国的一种自我认同方式，当某些国家用飞机炸弹等人间杀器催生爱国情怀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一切的痛苦。
宋襄公在此仗中就失去了军队，失去了信任，失去了霸主，失去了生命，更失去了他对于战争的幻想和童话。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便是楚成王，以一己之力开创了一个漠视生命的野蛮时代，一个将战争演绎的如此残酷，“堕其城，毁其国”、“掠于饶野”，也如此的影响深远。
此时的楚成王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被郑文公奉承的忘乎所以，走的时候还不忘将郑文公和文芈的两个女儿、自己的两个侄女带回楚国纳为妾室，郑国大夫叔詹叹息道：“楚王恐怕不会得到善终了。”
公元前637年，宋襄公箭伤发作，不治而死，葬于襄邑（今河南省睢县），儿子王臣即位，是为宋成公。
当一个社会以“成王败寇”为评判标尺而罔顾规则，漠视人道，大谈功利主义时，世道就偏离了原有的轨道。后世关于宋襄公评价很多，大多说他墨守成规、行为迂腐，不审时度势，不顺应形势发展而调整外交和军事策略，面对豺狼楚国，陶醉在自我设想的温文尔雅的贵族风度氛围中，其结果只能是以悲剧结局。
有一位伟人评价宋襄公的“仁义”是“蠢猪似的仁义道德”，我不太认可，相反，在礼乐崩坏、人心不古之时，我却从宋襄公身上看到了秉持礼让的精神。
“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恰恰是许多像宋襄公这样“愚蠢”的人，才让中华礼乐成为文化的核心，才让中华文明成为我们的骄傲。在我们很弱小的时候，就是这份骄傲，让我们有了文化的自信，才让泱泱大国有了腾飞的可能。
古之侠者，重大义，轻生死。这是一位旧贵族最后的操守与德性，就如同我们每个人一样，都在守护着心中那份不为人知的传承。
宋襄公，一个坚守道义的失落贵族。
反观得意的楚成王，宋襄公死了后，宋国臣服于楚，楚国势力直达黄河流域，黄河中游国家，尽皆服楚，楚国也成为当时最强大的霸权国家。
上面所述“当时”这个词的语义背景，是全世界。
小兵张嘎说过，别看现在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泓水之战的第二年，有一个将来给楚成王拉清单的人，正在赶往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