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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或者是鼓励他们在公平自愿的前提下建立农场,国家将给予适当的补助。
当然土地纲领还有细则,包括土地的使用权每50年核查一次,凡有新生儿出生及老人病故等都依照纲领进行调整,确保耕者有其田。同时政府鼓励农民自动放弃土地进入城市工作,对这样的人将会采取更大的优惠政策帮助安置,并给予优厚的补偿费用。
整个新法案整整讨论了半个月,在各方人士的协调下终于出台,与此同时北方政府正式迁往南京,各部都在紧张的筹建,建国之日不断临近。
对于国号的确立众人意见分歧很大,但我还是力排众议摒弃传统年号庙号等,将之命名为中华民国,以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作为国策。民族主义要求中国民族解放,各民族平等;民权主义要求主权在民,建立法制国家,人民拥有政权,政府只拥有治权,实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民生主义要求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
是否采用三民主义我思度了良久,中国的情况和外国不同,更何况现在还没有任何国家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事实证明历史的车轮是不容改变的,更不可能一跃从封建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在很长时间还是会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尽管我本人是枉热的大汉民族主义者,并且身受共产主义教育的影响,可是我不能做违背历史潮流的事。
那么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将采取何种方式进行社会改革,就是我所要面临的最大难题,这时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或许是我最好的选择。三民主义中我将“平均地权”做为核心内容即民生主义,变为我的“社会革命”纲领,通过平均地权实现土地国有,曾经是孙中山先生设计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此时被我沿袭。近代中国曾经进行的那次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失败,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没能掌握强大的武装力量,孙中山先生过于依赖军阀和资产阶级,使得各种纲领未能彻底的实施。而我则不存在这种问题,正是要凭借三民主义彻彻底底的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北方的商人和工厂主已经为我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所谓的土地政策正是为了获得更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
现在最主要的是启发民智,一改过去的封建传统,让百姓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拿我“登基”的这件事来说吧,众人都希望沿用旧有的称呼,称我为皇帝,我当真听起来十分别扭。
“不行,你们要地都这样叫,这个位子我就不坐了。”说不过众人我干脆耍赖,这些天来众人已经见识了我的李氏赖皮方式,也见识了我的固执,凡是有不合我意的地方我就是死扛,否则就撂挑子。
“那先生你说叫什么好吧!”李岩愁眉苦脸的说道,对于他来说这当真不是一个好差事,这边我提出方案,那边他还要和朝臣们商议,再反馈给我,两项协商,凡遇到矛盾的时候他更遭罪,一会劝这边,一会开解那边,左右为难。
“我还没想好呢,等想好了再说吧!”我一边凭着自已的记忆起草三民主义纲领,一边大摇其头。
“先生,要是这样我也不干了,这不是里外不是人么,你想改动,可是大臣们不想改动,这个工作我做不了,你还是另寻高人吧,我还是赈我的灾,放我的粮。”嘿,好小子,居然跟我耍赖了。
“李岩啊,你看这个当口,天下都在大乱,百姓民不聊生,你怎么能说不干就不干呢,赈灾由他们管就可以了,你还是静下心来负责构建新政府吧,你看我又有新的想法了……”说着说着李岩就被我绕了进去,我不断的向他灌输以天下为已任的思想,让他成为我最忠实的政策拥护者和执行者,正是因为有他的存在及努力,一项一项的政策有了清晰的脉络。
在这段时间里我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和抄袭能力编纂了李开阳版的《民权初步》、《开阳学说》、《军人精神教育》、《三民主义》、《实业计划》等五部论著,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刊行,开始在明间广为传阅,与此同时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也揭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