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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就将话题集中在北方上，毕竟对于他们来说北方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关于我李开阳的各种传闻此时已经在南方家喻户晓，我甚至比弘光皇帝的知名度还高。
但是似乎文人对我并不认同，或者是由于传闻对我有抵触感，这是很不好办的一件事，毕竟这些文人主导着整个南方的思想领域。当然他们在南方属于激进派，他们主张依靠皇帝进行有限的改革，建立新军，整顿吏治，并且反对土地兼并，正是由于这些主张才和以马士英为主的大地主、军阀、勋臣派格格不入。而随着东林党在南明政权的逐渐没落被放逐山野，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抱负，于是在秦淮河上的画舫内一场倒马政治风暴在不断酝酿。
当然我的到来不过是适逢其会，并且成为这场南明历史上最后一次政治风暴的见证人和主导人之一。
风暴的开端始于湖广巡按御史黄澍上疏参劾马士英，列举了马士英所犯10条当斩之罪。于是对立的双方又重新开始以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斗争，倾向刘宗周和姜曰广的士大夫此时公开宣称自己是崇祯朝“正人君子”的继承者，并断言他们之所以遭到攻击是因为与东林党的关系密切，东林书院的创建人顾宪成之侄顾杲的被捕成为整个风暴的导火索。
一时间朝野震荡，李岩的使团不得不滞留在南京，与东林党对立的马士英与阮大铖一党则将这场冲突描述为弘光帝的忠臣与追求私利的投机者之间的斗争。他们声称，忠于皇上的人正在保护弘光帝的利益，使其免遭狂热的东林党人的损害。顾杲的被捕不过是整个风暴的导火索，真正将这一风暴推向高潮的是所谓的“清案”。
6月22日，被北方驱逐的官员同样被禁止进入南京，这一禁令是针对那些曾投降过大清，但随着我进驻北京开始肃清贪官想南下避难的人而发的。马士英的理由很充分，这些人连北方都不愿意留，南方就更没有必要留这些叛臣。7月4日，马士英又力荐其好友李玉田任兵部尚书取代史可法的位置，以酬劳他在北方杀死过许多“伪官”。被贬扬州的史可法在扬州城外的大营中得知这些变故后十分震惊，立即致疏朝廷，表示不赞成拒绝北方官员南下的作法。他建议：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投呈吏、兵二部，注名录用，否则绝其南归之心。
当然史可法并不想对曾归降大清的人实行大赦。实际上，他还要求对自己的堂弟、翰林庶吉士史可程实行惩治，因为史可程曾加入过皇太极的政权，并写信劝史可法也归顺大清。
但史可法也主张区别对待曾与大清合作的官员。他以略带讥讽的口吻指出，那些现在叫嚷着要求惩处“从贼官”的人们，倘若在北京陷落时也在北方，可能会做出与之完全相同的举动。总之，史可法认为这是一段颇具讽刺意味的往事，许多在南方任职的官员原是被朝廷贬到这里来的，而现在却恰好因之而免受监禁之苦。史可法指出，自己与马士英也未能营救北京的崇祯帝。他暗示南方的官员都未能挽救北方朝廷，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方官员的幸存正是由于北方官员没有严守臣节，因为如果北方官员都像忠臣义士一样杀身成仁，那么像他这样深受先帝厚恩的南方官员也都应效法。
但就在史可法上疏建议只惩处罪大恶极的降贼官员时，江南士民却群情激愤，坚决反对宽恕那些叛臣。吴地缙绅上疏谴责陈名夏、项煜等降过贼而今又仓皇逃到南方的官员。随着公众对从贼官员的义愤日益增长，对公然背叛明朝者也深感气愤的阮大铖发现，将众人的义愤引向那些反对过他的“正人君子”是很容易的。
当南京政府颁布了杨汝成、项煜、陈名夏、徐汧等“北
都从贼诸臣罪状”之后，杨汝成等人的住宅便受到以生员为主的暴徒们的袭击。四君子等人也都被卷入这场风暴中，他们和史可法一样主张区别对待这些南来的官员，因为很多人是对北方政府存在敌视或者是政见不同者，这些人将会成为其后北伐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对于马士英等人偏安一隅的绥靖态度，是所有自认为正统的士大夫所不能容忍的，复辟和北伐成为两派争论的焦点。
但是江南的生员此时已经不受控制，在阮大铖的煽动下他们将所有的情绪都发泄支持史可法政见的人身上，更将史可法在西北战败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攻击他勾结北军葬送十五万大军。
面对汹涌而来攻奸浪潮史可法深感无力，英雄的命运或许都是相同的，误解和猜疑永远不离他们左右，偏偏在这时史可法的父亲去世，马士英更找到借口逼迫史可法丁忧三年，古人对此十分重视，史可法不得不黯然的离开扬州回到故乡为父亲守墓，至此长江防线顿开。
“先生，这可是大好的机会不能错过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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