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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管理，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虚伪和功利了，或许自己骨子里就是这样吧，只是到了这个年代激发出了这种天性，我始终相信人都有善和恶的一面，大多数时间作恶的念头不过是一闪，当外界条件成熟那么恶行恶事就做出来了。
不过这些天来的“下基层”还真让我受益良多，至少是对此时的朝鲜有了初步的了解。
李朝初期实行“科田法”制度，把全国土地按等级分授给文武两班，并规定可以世袭，使“私田”进一步趋于私有，地主阶级利用各种手段兼并土地，扩大私田，残酷地进行高利贷盘剥，引起农民不断反抗。再加上以协助世祖篡位的武将勋贵权臣为主的勋旧派，同与儒生和士大夫为主的士林派首先发生党争，可以说李朝的中期和后期，是在混乱而无休止的党争中度过的，大量的消耗了国力。除了两班和士林的党争外，李朝的王位更迭也令人眼花缭乱。先后发生过第一次王子之乱（太祖退位）、第二次王子之乱（定宗退位）、乙亥靖社（世祖篡位）、中宗反正（废黜燕山君）、仁祖反正（废黜光海君）等多次政治变动。每一次政变都会带来被成为“士祸”的诛戮和贬斥，国力衰退，这才导致倭寇入侵，壬辰卫国战争爆发，经过近7年的不断战争，虽然倭寇赶出了朝鲜，但是已经不复从前的军力，三千里江山满目疮痍。
正是这次壬辰卫国战争激发了当前朝鲜社会的一种激烈的论辩，由于在社会文化上，受到无法形容的侮辱与野蛮的掠夺。在这种极端的整体危机状况之下，领导朝鲜社会的儒生，对于在壬辰倭乱之际出兵以助朝鲜的明朝，在文化意识上多半保持强烈的认同感。换句话说，为了克服日本的侵略所引起的耻辱感，在文化或精神层次上这些朝鲜的儒生们宁愿尊重明朝之所谓“中华”文化，且发扬之，而不是在功利层次——在军事或经济——上进行社会改革。于是以士大夫文人之责任意识和义理作为天理的程朱学，从此以后在朝鲜比在中国还要受到尊崇。当然也有那么一些人强烈的要求变革，并对程朱学产生质疑，这些人对批判程朱学且代之而起的阳明学和考证学兴趣浓厚，李哲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天来他没事总是来和我讨教这些什么程朱学和阳明学，把我的脑子弄得乱七八糟的。
自己肚子里到底有多少墨水我还不知道么，被李哲问的烦了，我干脆把宁完我叫来，让他俩交流，我在一旁乐得清闲。这宁完我还真是不能小窥，虽然这人没什么骨气，但是肚子里的书却是没少背，一到用的时候都是一堆一堆的望外倒，哪像我跟蹦豆似的，半天憋不出来什么。从两人的交谈中我也学会了不少，我这个人比较善于偷师，学习能力也是满强的，没用多久我就弄明白了两人讨论的话题到底是怎么回事。显然宁完我是程朱理学的支持者和信仰者，而李哲则对阳明学十分感兴趣，但是对程朱理学也不排斥，可我心里却是知道的，这个程朱理学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什么清心寡欲，非礼勿视了都是他们搞出来的，据说连裹脚也和他们脱不了干系，总之这个程朱理学在我印象中就是迂腐的代名词，中国之所以后来积弱难返和他关系莫大。是以这个程朱理学已经成为我打击报复的对象，既然这个阳明学和他作对，那么我自然要大捧特捧，何况我怎么就记得以前曾经在哪里看过这个阳明学的介绍，据说后来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他关系密切，既然这样我也可以大加倡导一下么，但是一和日本沾上边就觉得这东西也有些糟粕了，本着日本喜欢的可能不是好东西的想法，我对这个阳明学也产生了疑问。
果然再往下听下去，我开始听出了门道，这个阳明学主张的是“心即是理”（天理不外人心）、“知行合一”，及“致良知”（良知──天理在人心的发露），听着是很有道理的，阳明教人，不假经书文字，直入人心，只要人直接认取良知，照良知的指示去做；勉人努力实践，经世致用，即使愚夫愚妇也有成为圣贤的可能。这种简单明了，平等普及，“理论联系实践”的主张，似乎重新发扬了先秦儒家身体力行的求实精神，本应鼓舞知识分子和平民大众上进的意志；但是他也毫不保留的继承了程朱“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至善”悖论，甚至将其发扬光大，表面上是强调个人自觉，鼓励人们自强，发扬出自内心从自己做起的主动精神，似乎意味着个人本位意识的觉醒；可惜他也驱使人自觉、自强、主动地自行阉割、了断自己的人欲，取消私心的发展动力机能，这社会不可能真正的大公无私，人们都是有私心和欲望的，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看来日本人并没有完全接收，否则还不易个个成了太监，这是有明证的，否则如何日本人一个个的都和禽兽一样呢，显然是没有自我阉割的结果。
听到这里，我已经没有兴趣了，这俩家伙却是说得津津有味，也不怪他们，最近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做。我开始开动脑筋给自己找些事情来做，脑中再次灵光一闪，既然此时朝鲜土地兼并严重，那么是不是我也可以效仿一下毛主席，打打土豪，分分田地，这招一向是很灵的，百试不爽，想着想着我跃跃欲试，正准备计划大搞土地革命的时候，多尔衮带着他的部队来和我汇合了。
在宁边城外，我见到了风尘仆仆的多尔衮，小小子经过这些天的锻炼成熟了很多，已经不再像十七八岁的毛头小伙子了，脸上多了些风霜，也多了些稳重。一见到我多尔衮就快步上来和我拥抱在一起，很是亲热，彼此寒暄后我才向他询问何以这么久才到达宁边，是不是路上遇到了麻烦，或是吃了败仗。
“先生多虑了，哪里会有什么麻烦和败仗呢，要说麻烦就是这个道路太难走了，七拐八拐的老是绕弯子，至于朝鲜人我这一路也没遇上几个，还没交战就都跑了，真是郁闷！”和我在一起久了，这家伙也学会郁闷了，在异国他乡重新听到这个词真是亲切。
“来，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说着多尔衮让出位置来，一张面孔浮现在我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