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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四论问题与主义》，主张以“历史的态度”输入学说和主义。
因为《每周评论》遭北洋政府封禁，第37号只印刷了第一版，其中就有《四论问题与主义———论输入学理的方法》的部分文字。文章谈及“输入学说”的注意事项和“应该注意‘论主’的生平事实和他所受的学术影响”。
此后的文字没有刊出，这篇文章后来被胡适收入《胡适文存》。
《四论问题与主义》的题下，胡适特地标明该文主要探讨“论输入学理的方法”，即对于输入各种学说主义所应采取的态度。胡适将其归结为“历史的态度”，即“凡对于每一种事物制度，总想寻出他的前因与后果，不把他当作一种来无影去无踪的孤立东西，这种态度就是历史的态度”。他希望中国学者都用这种态度研究一切学理、一切主义，这样输入的每一个主义，“都是活人对于活问题的解释与解决”“都有来历可考”“都有效果可寻”，并且避免了许多“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生吞活剥主义”的弊端。
输入学说怎样实行“历史的态度”？胡适认为，要注意三点：第一，要注意学说产生的时势情形，因为“凡是有生命的学说，都是时代的产儿”，最初“都只是一种对症下药的药方”。
第二，要注意“论主”的生平事迹和所受的学术影响，因为学说代表某人的“心思见解”，如不仔细分辨，就会把“个人怪癖的分子，当作有永久价值的真理”。他以“马克思主义”的“论主”马克思为例，对此作了说明。
第三，要注意学说的效果即“主义的价值和功用”，效果包括在思想界学术界发生的影响、改变人的言行、变换制度风俗的性质等等，观察这些效果，就能清楚学说的意义和功用价值。
他以“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要部分”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说为例，对此加以说明。胡适虽然充分肯定唯物史观的价值和意义，但却极力反对阶级斗争。对其，其言辞很激烈，认为“阶级竞争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其结果是，“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
前边说了，1919年8月30日，北洋政府下令封禁《每周评论》。原定8月31日出版的第37号，只印刷了第一个版面。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也便被迫戛然而止。
蓝公武（1887年1月23日—1957年9月9日）字志先，祖籍广东省大埔县湖寮镇古城村。
幼读私塾，后赴日本留学，191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1913年赴德国留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回国。1904年加入光复会。辛亥革命后曾任《时事新报》总编辑等职。1917年后任《国民公报》社长、《晨报》董事、北洋政府国会议员。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1923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任教，讲授马克思的《资本论》。
1931年后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因在高等院校宣传抗日救国主张，1940年曾被日本侵略军宪兵司令部逮捕关押，后经亲朋营救获释。
1945年夏到晋察冀解放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察哈尔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厅长、北岳行署民政厅厅长。
1948年9月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民政部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兼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曾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
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无论胡适还是李大钊，都力图通过充分和缜密的说理服人，表现出一种宽容与温和的态度。李大钊在给胡适的信中开头就表示，他的观点“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现在把他一一写出，请先生指正”；文末又说：“以上拉杂写来，有的和先生的意见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异”，“如有未当，请赐指教”。而胡适对蓝公武、李大钊二文的反应则是“把我的一点意思，发挥的更透彻明了，还有许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们两位”。由此可见，双方都在相互尊敬的基础上讨论问题，既相互辩驳，又相互肯定，绝无后来政治论战中那种十足的火药味和你死我活的激烈交锋。
细读争论双方的观点，都有可圈可点之处，重要的是他们是在平心静气的讨论问题，甚至相互学习和借鉴，何来剑拔弓张。
无论胡适、李大钊、蓝公武，都是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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