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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清中山先生以“开挖隧道”为题，写一条幅以激励后人。
中山先生略思索了一下，题笔写下：“沟通大洋之顶水点。”
中山先生在武昌逗留期间，除与黎元洪进行几次长谈外，还应邀在同盟会湖北支部，武汉报界联合会发表演讲，在同盟会支部发表演讲时，对于黎元洪关于将武昌做为国都的建议给予了回应。
他说：“欲求巩固安全之策，非迁都南方不可……就南方而论，又有南京、武昌之争，而两地相交，乍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区别。然而枢轴总揽水陆交通，西连巴蜀、滇黔，北控秦晋伊洛，武昌真是天下的根本重地，此中关系非同小可，希望大家认真研究。”
中山先生的这番话，黎元洪和湖北的这些人听着，是很受用的。
中山先生于十二日离鄂去沪，临行前给报界联合会写信一封。言道：“联合会诸君大鉴：……文于武昌首义之地，心驰已久，故中道来鄂，既得承黎副总统之大教，且与我鄂中父老昆弟周旋于一堂。慰百战之辛勤谋建设之端绪，诚知非数日间所能竣事，只愿以最锻之时间，慰向来之渴望，其不尽之情，留待他日重来，再作详述。报界诸公，当不此匆匆见责责也……临楮神驰，肃此侯撰安!孙文谨启。”
中山先生此次武汉之行，给他留下了美好印象。黎元洪及官方的盛情接待固然让他感动，而更使他心潮澎湃的是，鄂之底层民众的热情和拥戴。
一个为民着想的，把老百姓记在心底的人，是会得到民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爱戴的，而来自人民群众的爱戴，也能更使领袖人物对民众更深怀敬畏之心，所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这一次，孙中山和黎元洪个人也结下了深厚情谊。两个人惺惺相惜，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后来，黎元洪第二次从大总统的位置上下来，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中山先生为安慰黎，特派汪精卫请黎元洪到广州叙旧。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偕夫人宋美龄北上，途经天津，在张园小往，黎元洪获知后，即遇李根源前往拜会。
中山先生此时已重病在身，两人再次见面，百感交集，岂料这次见面竟成永诀。
翌年，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黎元洪闻此噩耗，异常悲痛，持在自己天津的家中设灵堂祭奠，亲自日夜守灵，使天津各界人土得知此事后大受感动。
这是两个性格迴然不同的人，一刚一柔，一张杨一沉稳，一放荡不羁一不露声色，……他们这对伟人的友情，被很多人所称道。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刚柔并济吧。
黎元洪提出的军民分治的政策，因遭到南方革命党人的几个都督，李烈钧、谭延闿、胡汉民、蔚文柏等人的反对，袁世凯无法推行。中山先生离开鄂后，黎元洪不忘先生“社会革命”的重托，决定在湖北，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身体力行推行“军民分治”，在他看来这肯定是利国利民之策。
他的做法是，将总揽大权的军政.府撤消，代之以平行设置的都督府和民政各司其职，互不干涉。
行政管理总需要富于管理经验的人来担任，民政长黎元洪选中了晚清老臣樊增详做湖北的民政长。
樊增祥（1846—1931），原名樊嘉、又名樊增，字嘉父，别字樊山，号云门，晚号天琴老人，湖北省恩施市六角亭西正街梓潼巷人。光绪进士，历任渭南知县、陕西布政使、署理两江总督。辛亥革命爆发，避居沪上。袁世凯执政时，曾任参政院参政。
樊增祥在文学上的成就更引人关注，做为同光派的重要诗人，诗作艳俗，有“樊美人”之称，又擅骈文，死后遗诗三万余首，并著有上百万言的骈文，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高产诗人。著有《樊山全集》。
樊增祥为官，十分注意严法、宅心、平恕。由于他长期处于贫困的生活中，养成一种坚毅的性格，能自行其志。他经世三十多年，精于人情世故，加之经常出入张之洞府，受张点拨，对文官从政之路十分精通，在执政时以果断的作风、出众的才能受到各方面好评。
黎元洪早就对樊增详在知县、布政史、二江总督的政绩有所耳闻，其为官给黎元洪的印象极佳。武昌首义后，樊一直住在上海，黎元洪于是派人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去沪请樊出山。
樊对革命和共和可能没多少好感，加之政局不稳，他意图观望而不想出山。对黎元洪能想着他还是很感动的，但还是婉言谢绝。
黎元洪于是求助于袁世凯，请他以大总统的名义，对樊加以委任，但樊还是坚持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