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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哓哓，特优待条件载在《约法》……恳将勋所陈提交参政院议决，宣示海内外，使天下万世晓然于大总统之对清室，无异于舜禹之对唐虞。想参政诸老多先朝旧臣，当能仰体大总统圣德之高深，别无异议，则有清列后在天之灵爽，与隆裕逊位之初心，实凭鉴之。”
袁世凯看了这个电报，让政事堂回了他一个电报，极力称赞他“见识远大”，并保证优待清室的条件决不变更。
袁世凯在东南有一爱将，他本不是北洋嫡系，却死心塌地为袁之鹰犬，因此成为了袁的“东南柱石”。和陈宦之为“西南柱石”同等重要，这人就是上海镇守使兼上海制造局督办郑汝成。
他是革命党的眼中钉，民国四年八月十八日郑曾被刺未中，十一月十日郑汝成赴礼查饭店日领事馆茶话会贺昭和天皇加冕，在白渡桥遇刺，被打得满身都是窟窿而死。
袁世凯闻郑遇刺，大为震动，伤心至极。照上将阵亡例议恤，给治丧费二万，拨小站营田三千亩给郑家属，并在上海和郑的原籍建立专祠。
袁的祭文中有：“功臣化碧，图弓矢而痛心。……尔郑汝成才识旷卓，品学优良。……”
杨度有挽联是：“男儿报国争先死。圣主开基第一功！”
后来帝制失败，有人改这挽联以讽刺杨；“男儿误国争先窜，圣主坍台第一功！”
这谓后话。
郑汝成被刺不知为何竟牵连了冯国璋，日本报纸声称传言是冯和革命党人暗通所为。
原来冯国璋自那次到北京谒袁世凯后，袁对冯谈了一大套不会做皇帝的话，冯国璋深信不疑，还和很多人为袁世凯打了包票。
等到冯回到南京后，筹安会和其他帝制把戏一幕一幕地登场，冯大为不满，也很没面子。他到是不介意袁世凯称不称帝，只是认为袁不该玩弄他，不该欺骗他，所以经常因此而在背地里放牢骚。原来一直以为，袁世凯最信任的人是他，现在才知自己不过是袁世凯手里的一个被利用的棋子。
袁、冯分家的谣言甚嚣尘上，特别日本报纸更是大加渲染。
冯国璋为做表面文章，不得不发表一个通电以辟谣：
“国璋自光绪丙午年以一侯选知县投效新建六军，我大总统一见，谬加赏识，即奉派为全军督操营务处，由于追随历廿载。推心置腹，肝胆共见。前清之季，洊擢至副督统。嗣是总师干，建节荣膺爵赏，无一非出自我大总统之提携、训诲……分虽僚属，谊犹家人，饮水知源，戴山知觉。此以私情言之，国璋之对于我大总统，受恩深重，而实为当世所共见者也。至于中国近岁以来，内乱外忧纷乘环逼，当此存亡绝续之交，欲有扶危定倾之才，舍我大总统其谁与归！
“柄璋非但默识于心，即平日与友人谈，为部下诰诫，亦莫不谓……当今之世，惟我大总统为中国一人。此以公谊言之，国璋之对于我大总统，为心悦诚服而堪为举世共信者。夫以心悦诚服受恩深重之人，而至谓其忽萌异志，甚至谓其甘心附乱，抑何太悖于情理而大拂乎人心乎！以后遇有此等谬说，不屑一一置辩，闻者视为梦呓可也。……”
不过辩诬有时越辩越坏，有时且弄假成真，有时竟化小为大，冯的辩诬便是这一类；袁本来就不放心他，又有这次真假参半的谣言，乃于十二月十八日调冯为参谋总长，拟以倪嗣冲或张勋继任苏督。冯岂不知这是调虎离山之计？他的老朋友——段祺瑞在京受了变相的软禁就是他的前车之鉴。
冯国璋老早与段祺瑞就有“亦趋”之约，那时段称病请假，冯亦称病请假，段一再续假，冯亦一再续。此病似乎传染性极强（有免疫力的帝制派当然除外），梁启超也病了，蔡锷也病了，徐世昌也病了（参政院院长一席汪大燮代理）。此病无以名之，名之曰：??“传染性的政治病”。
帝制运动如火如荼之际，遭遇到一个现实问题，便是何处筹款用为帝制活动。当时财政万分困难，主要收支都受制于外国银行，自然不能从国家经费上挪用。正在巧妇难为无米炊时，有人向袁克定献议，动鸦片烟脑筋。这时正是江苏、江西、广东三省私烟猖撅，内务总长朱启钤和税务处督办梁士诒报请袁遴派专人驰赴苏、赣、粤三省办理查禁事宜，袁乃派袁克定推荐的蔡乃煌为三省禁烟特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