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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看在眼里。
日本在一八九零年就做好了入侵朝鲜的准备,但在一八九三年,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还没有丝毫察觉。
声称:“揣倭时势,决不敢与华生衅,特知华志传和局,故为跳梁,冀售诡谋。倘华牢特定见,不稍假借,倭自必改图。”
在日本已大肆活动,事情已经非常明显了,他还盲目乐观,自信满满。
给李鸿章的另一封信中还说:“顷闻日本新驻使大石(大石正已)谓,自可联合各国,扶韩自主,永不受华凌侮,……附倭群小顿增声势,恐自主议将复炽。然前年韦(俄国驻朝公使韦贝),德尼(美国人,由李鸿章推荐,在朝鲜**协办内务府事兼管外务衙门掌交司堂上))等谋韩自主,迄无寸功。倭强不如俄,大石阴狡不如韦等,各国亦未必听其联合,庸人徒扰,似无能为。”
“前得大石著《韩论》,颇訾韩人。曾录示韩君臣,并遇事挑拨。近闻韩王殊憎大石,附倭群小均屏息,不敢言倭事,渠自主邪说必无能力。”
袁世凯的这一番言论,或者是由于他对形势的误判,或者是为了表现自己,继续地说假话,说大话,蒙蔽上方为自己谋取私利,也或许是两者兼而有之。
李鸿章对袁世凯又过于的信任,同样被袁世凯蒙在鼓里。致使几次的对日作战,或是准备不足,或是轻敌。
虽然这些失败,从战略上,最终是和国力有关。但由情况不明导致在战术和策略的失误,无疑和袁世凯的误导有关,也就是说,袁世凯是难辞其咎的。
一八九四年四月,朝鲜东学dang发动农民在全罗道举行起义。尽管起义来势汹汹,朝鲜当局很难有能力平定动乱。但苦于这些年吃尽了袁世凯的苦头,不想引狼入室,害怕请神容易送神难。因此,拒绝了袁世凯地建议,不请中国出兵。
一直到五月三十一,起义军攻克全州,人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李熙看到再不向中国求援,政权将不保。于是,在六月一日,派人找袁世凯求救兵。
袁世凯这些年正因为没有实力,在朝鲜渐渐被边缘化,闻听后大喜。转告李熙写个正式呈文,以便转呈上报。
这时候的日本,已经做好了出兵朝鲜的准备。为了给自己的出兵找到借口,特别希望中国对朝出兵。
就在李熙提出请中国出兵的同一天,日本驻朝使馆的翻译来面见袁世凯。说起义对商务破坏极大,朝鲜无力镇压。提出中国做为宗主国,不能置身事外;极力怂恿中国对朝出兵。一再骗袁世凯,日本没有出兵的意愿。
袁世凯信以为真,立即给李鸿章发电报:“韩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如不允,他国人必有乐为之者,将置华于何地!自为必不可却之举。”
李鸿章已经从其它的渠道,听到了日本欲出兵朝鲜,询问袁世凯日本的动向。袁世凯不去调查了解,单凭主观臆断,就答复:“倭如多事,拟不过借保护使馆为名,调兵百余兵来汉。”
打消了李鸿章的顾虑,又一次误导了李鸿章。
六月二日,日本出兵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三日,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浚,专程会晤袁世凯,催促中国出兵。此行,也为刺探中国的军情。
袁世凯十分大意,把中国即将出兵的计划告之。泄漏了军情。使日本能够抢在中国之前,争取了主动。
此时的袁世凯对日本仍无任何警觉,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浚走后,他即电告李鸿章:“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
打消了李鸿章的最后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