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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硬陶及原始瓷器和小型青铜工具、兵器。”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杨先生说。
苏亦想了想，说，“我看了一下资料，比较难分期的话，还是第一层，它分布于整个发掘期，被石峡文化墓葬和石峡第三期文化遗存所打破。而且遗迹、遗物较少，这一时期稍微不注意，很容易就模糊过去。”
“此外，就是第二期，除遗址的地层外，还有大量的墓葬，这一时期的墓葬，其实也可以继续细分，可以按照简报的来，至于，墓葬的第四期已经不属于石峡文化的范畴，所以我就划入了第四期，这部分在简报中，背笼统的分为石峡遗址中文化层。”
他说完，看着两位先生的望着的眼神有些怪。
苏亦连忙说道，“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愚见，两位老师不要见怪，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
瞬间，两位先生都笑起来了。
“小滑头。”朱先生笑，“之前我就杨师兄说你在地层学方面的学的比较精通，深得梁思永先生的真传，现在看来，杨师兄小看你了，没想到你这家伙也深得苏先生瓦鬲分类的精髓啊！”
苏亦憨笑，“献丑了，献丑了！”
这年头，正是考古学“中国学派”崛起的黄金年代，在科技考古受限的年代，以苏先生为首的瓦鬲分类，器物排队，就是考古学断代研究最为重要的方法方式。
想要研究史前文化，没有这本领，搞不定啊。
当然，苏亦也没有掌握啥精髓。
他对考古类型学，顶多算是摸到门槛。
石峡遗址，他现在能够接触的就是一两篇文章，以及库房里面还不知道整理到猴年马月的出土器物。
要不是经过一个多月的整理，他要是跟大言不惭地说上面这些话。
早就被两位先生给轰出去了。
然而，更加让苏亦没有想到的是，他刚说完，两位先生点了点头，朱先生就说道，“既然如此，你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写一篇石峡遗址发掘与分期文章吧。”
怎么可能。
苏亦连忙摇头，“不行，我连石峡遗址发掘都没有参与，不合适写这个文章。”
不曾想朱先生坚持，“没事，我来给你当指导老师。”
苏亦还是摇头，“不合适，这些都不是我的成果。”
“可是你却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且这个见解，我跟杨师兄也非常认同。”
苏亦只能弱弱地说道，“朱老师，我真的不合适，我研究的是佛教考古，对史前考古不擅长，也没有参加石峡遗址的发掘。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说，我都不合适。”
最终还是杨先生说，“行吧，文章让你朱老师来写，到时候，给你第二作者的署名，这个没有问题吧。”
朱先生说，“我没意见。”
苏亦也连忙表态，“我也没意见。”
于是，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对于这一幕，曹子钧跟沈明俩人也见怪不怪了。
尤其是沈明，他跟苏亦相处这段时间，更加夸张的事情都见过，更别说，跟朱先生合作写文章这种小事了。
唯一让他感慨的就是苏亦小子，还知道谦虚了。
……
学界普遍认为，田野考古包括调查发掘、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三个阶段。
考古发掘部分，肯定是要从布方开始，包括辨认土色，划分堆积单位，清理遗迹，提取遗物，记录发掘等；
资料整理部分，从清洗、拼对、粘接陶片开始，包括修复器物，核对文字、图纸、影像记录，挑选标本，制作卡片等；
至于报告编写部分，主要是从器物排队开始，包括遗存分类，认识遗存的年代和文化性质，复原考古遗存反映的古代社会等。
石峡遗址的发掘，苏亦没机会参与，就不说了。
资料整理，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发掘工作站，另外一部分则是库房整理。
如果人数足够多，发掘跟资料整理是可以同步进行的，没有时间限制，而且越早弄出来越好。
发掘报告编写，是在资料整理的基础上进行的，也可以跟资料整理同步进行，前者是后者的准备工作。
然而，考古发掘跟发掘报告是没法同步进行的，实际条件不允许。
之前在苏亦参与编写河宕遗址发掘报告，也是在杨式挺做好资料整理的基础上进行的。不然，想要搞器物排队，根本就有条件。
那么发掘报告，为啥要搞器物排队，这也是中国考古学的一大特色。
说的直白点，就是历史的选择。
苏秉琦的类型学，甚至比夏鼐先生所秉持的“史语所传统”的科学考古学派更加符合当下中国的国情，更加获得社会各界的接受，这个问题，有点大，一时半会儿也论述不清楚，暂且不表。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考古报告晦涩难懂，很正常，就算是学历史的，没有参加过考古发掘，不知考古遗存如何保存下来的，更不知田野考古工作者是如何揭示和提取考古遗存的，自然也就看不懂。
不仅如此，他们也没有机会参与考古资料的整理，不知考古资料是怎样规整梳理的，对于他们来说，密密麻麻的器物文字，只会让他们眼花缭乱。
此外，没有编写过考古发掘报告，就不会知道考古资料是按照何种逻辑来编写的。
看不懂考古报告，也很正常。
别说学历史的，就算是专门从事考古学研究的人也时常有类似的抱怨，看不懂发掘报告的大有人在。
只要下够了功夫，不看发掘报告，也是可以从事考古学相关研究的，比如研究考古学史，研究文物学，这类从业者也不需要参与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
然而，对于一个考古学家来说，只有经过了调查发掘、资料整理、完成报告、论文写作四个过程，才可能成为一流的考古学家。
四个环节，缺一不可。
对于石峡遗址来说，他没机会参与发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此，一些关键性的文章，他不合适写，写了，没人信服。
在编写小组中，他更多起到一个辅佐作用，不是决定性岗位。
发掘报告的编写是一个长年累月的过程，是一个大项目。
文章的发表，算是阶段性的成果。
在这个方面，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差不多。
报告报告的编写最大的问题就是分期，把这个东西搞定了，其他东西都是填充了。
器物的分类整理，这个急不来。
登记造册，各种制定表格。
整个过程就是之前编写河宕遗址发掘报告的重复。
枯燥且乏味。
而且，环境也好不到来去，之前是夏天，热。现在初春，也冷。
待在库房，就更加阴冷了。
时不时就要把这些器物搬到院子外面透风。
苏亦还要绘画。
之前他的对第一期的划分，就是根据自己绘画的打破叠层图来给出依据的。
除了这些，还需要绘画大量的器物图。
各种器物剖面图、演化图都要绘画。
尤其是重点器物，一个都不能少。
这可是个大工程。
短短一两个月肯定是干不完。
编写小组也没打算今年内就完成，只能算尽最大的可能去完成，啥时候，完成并不确定，因为省博的考古发掘任务非常重，编写小组的两位领队都是带头人，他俩也没有办法待在省博很长的时间。
趁着春节这个空挡，开始推进编写进度。
期间，还要发表文章以及处理其他工作，这种进度就更慢了。
其实，苏亦也没闲着。
他除了整理资料外，也在做各种事情，属于自己的私人时间，写写画画。
练习书法篆刻的时间是没有了，但不忙的时候，拿着手卡来背从《甲骨文编》茶歇下来的甲骨文，这个时间还是有的。
此外，他也在写文章。
而且，还是关于石峡遗址的。
不过他的切入点，跟朱先生不一样，他不搞分期。
这玩意太累了。
需要各种细致的器物排列。
想要出成果，就要好几年。
君不见张忠培先生在弄元君庙仰韶墓地分期一弄就是好几年。
就算是朱先生，一生都在研究石峡文化。
他之前的分期就是夸夸其谈。
大方向没错，但细节方面，还需要各种补充，还需要横向梳理岭南史前考古的出土的陶器类型，不然经不起推敲，这里面还有大量的各种要做。
这也是他为什么不愿意写石峡遗址发掘与分期相关文章的原因之一。
他虽然是广东的靓仔，却对岭南考古没有深入的研究，这种慢工出细活的文章，暂时不合适来弄。
那他要写啥呢？
当然是要写稻作起源的相关文章。
之前的他写的石峡遗址栽培稻遗迹初探成功发表在《文物》上，这一次，有机会接触石峡遗址的资料，还参与编写发掘报告，他肯定还要继续这个方面的工作，不能半途而废。不然，他想要在农业考古方面有所作为基本上不可能。
实际上，现在也还没有农业考古这个概念。
更谈不上成为一个学科。
甚至，稻作起源也还没有完成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参与讨论研究的学者并不多。
苏亦也是尽自己的微博之力，在有限的条件下去推动着一学科的建立。
可以说，七十年代末，国内农业考古还在萌芽阶段。
去年，被称为“中国农业考古第一人”、“中国农业考古之父”的陈文骅，恰好43岁，这一年，他终于甩掉头上带的“帽子”。
这一年，10月份的时候，他干了一件大事，创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还曾经被《光明日报》报道，指出这是“利用文物考古为农业科技发展服务的有益尝试。”
国家相关部委的领导也相续到南昌参观。
于是，这个展览也准备赴京展出。
正式赴京展出，还要一年以后，未来还要到全国各地做巡展。
然后，陈文骅就出名了。
成名以后的陈文华，干了一件事，就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创办了《农业考古》。
1981年《农业考古》期刊的成功创办，才让农业考古成为正规军，国内学界才真正认识到有农业考古这一概念，也成为农业考古这一新学科诞生的标志。
现在嘛。
关于农业考古，还是探索阶段，没谁用这个概念。
之前，苏亦写的石峡栽培稻遗迹相关文章发表在《文物》，真正算起来的话，算是七十年代，为数不多的论述这个领域的研究人员。
这篇文章一发表，陈文骅就直接写信到省博，想要跟苏亦交流。
奈何，苏亦不是省博的研究人员，对方根本没有他的通讯方式，因为当时通讯单位就是省博而不是北大。
杨先生只能代为转达。
一二来去，时间就浪费在信件邮寄的路上了。
苏亦前段时间又比较忙，根本就没有时间兼顾这边，这事就不了了之。
现在，他恰好回到省博，杨先生旧事重提，苏亦也不能继续鸽了人家，就开始给陈文骅回信。
大致介绍他的情况。
又说自己是学生，学业为重，研究领域不对口云云。
反正就是表达一个意思，老陈，农业考古不是我的研究方向，只是一个尝试，你别多想。
不曾想陈文骅的回信，更加诚恳。
说国内从事相关的研究学者稀少，青年学者就更是凤毛麟角，苏亦作为北大学子，年轻一代的领军人，愿意从事这领域研究，难能可贵，万望他百忙之中继续从事相关研究，为农业考古一领域之研究添砖加瓦。
不仅如此，还给苏亦寄了不少的相关资料。
甚至，担心苏亦觉得农业考古这一领域研究没前途，还特意点明自己的“农业科技展”大获成功，已经获得国家科委、农委相关领导的重视，未来还要赴京展出，到时候，希望苏亦能够赏光到场。
这个时候，陈文骅还没有创办专业期刊的野心，只能算是尽自己的能量去推动这专业领域在考古行业的分量。
苏亦也没提这事。
毕竟，陈文骅的农业科技展还没有真正的大获成功，也没有全国巡展，更没有名声大噪。
客观条件并不允许创办《农业考古》期刊。
但对方寄过来那么多专业资料，甚至还担心苏亦精力有限，特别把自己这些年使用过的农史文献整理成目录寄过来。
如此一来，苏亦就没有办法敷衍了。
不冲其他，就冲人家这份诚意以及热心，苏亦也要继续这个方面的研究。
结合自己写的石峡栽培稻遗迹相关文章，以及陈文骅赠送过来的资料。
苏亦觉得有必要论述一下国内稻作起源问题了。
之前他的文章观点，是结合石峡栽培稻作遗迹去简单论述丁颖教授的稻作起源“华南说”的观点。
之前的文章，苏亦只是提供考古资料证明，并不是支持这个观点，本身来说，他没有观点倾向性。
但这一次，他想尝试提出稻作起源“华南说”这个观点。
从后世的考古发掘资料来说，稻作起源“华南说”只是众多观点之中的一个，也不是最有权威性的，毕竟后来，江西仙人洞遗址就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栽培水稻遗存。
然而，单凭这一点，也不能百分之百确定，江西就是水稻的起源地，只能算是起源地之一，毕竟从野生稻驯化成为栽培稻，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发现栽培稻，就说明它是起源地。
就算这里真的是起源地了，你就能百分之百的否定了其他地方不是起源地吗？
也有可能，各个地方齐头并进，水稻有多个起源地呢。
正因为如此，稻作起源成为农业考古一个非常热点的研究问题。
各种学说观点层出不穷，不断地有新的考古发现来推翻自己的观点，学者的观点也在不断的改变。
就算后世，稻作起源“华南说”也有一定的认可度。
苏亦虽然是广东的靓仔，但他也不是“华南说”的扞卫者，他只是抛砖引玉，让学界去关注这个问题吧了。
想要让一个研究方向成为学术热点，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知名学者去带动，奈何，苏秉琦先生现阶段只关注石峡文化，不关注稻作起源，更不关注“农业考古”。
因此，他只能从石峡遗址的稻作遗存出发，毕竟近年来，石峡文化就是最大的学术热点，学术新人写文章不蹭热点，没人看啊。
先蹭热度把文章写出来。
只要发表了，就好像一个靶子一样，立在那里，谁看见了，看不顺眼或者看顺眼了，都可以写文章开喷或者讨论。
只要热点起来，不管别人碰瓷还是等着别人来碰瓷，对于推动农业考古这一概念的深入人心都是有帮助的。
不怕别人碰瓷，就怕别人不搭理。
一旦学术上有热度，再结合陈文骅的“古代农业科技展”的巡展大获成功，对方个人知名度影响力上来了，学界热点也上来了，多点结合，势必会获得官方的支持，《农业考古》创办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都是套路。
从某种程度来说，苏亦也算是舍身饲虎、割肉喂鹰，为中国农业考古学的建立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想想，也挺伟大的。
就算他的自己的研究方向，也都没有这样卖力吆喝。
从这个方面来说，他绝对对得起陈文骅先生的殷切期待，或者说，远远超出对方的预期。
说不定，一不想小心，就真的成为国内农业考古的领军人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