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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松麓的这种不能算担忧但又算是一种担忧的心态，很现实，也很实在。
固然刘钰曾稍微在儒生身上寄托了一丁点希望，希望他们搞出新的体系，在理论上适应新时代的同时，又保持天下体系的向心性。
毕竟，时代走到这一步，实际上世界上就剩下“一个半”天下了。
天主教的天下，马上要完。
即将到来的里斯本大地震，就是个导火索，各国政权王权与教廷的矛盾会最终爆发，天主教的“天下”瓦解，近在眼前。法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天主教的支柱国家们，都会选择“国家”作为他们新的意识形态，耶稣会解散在即，教廷可以滚蛋了。
另半个，经书创立的时间太晚，任何带着复古旗号的改革，都会被出现太晚、字太多的经书，弄得没有打复古旗号往前走的空间。
剩下的这一个“天下”，构建纯粹民族上的国族认同，其实对此时的大顺来说并不是一件非常有利的事。
不可能指望一个将来要从美洲西海岸争霸到好望角的庞大帝国，自己去搞碎片化的欧洲那一套民族构建，那是嫌自己炸的慢。
实际上，刘钰的这种曾经丁点存在过的、抽取新时代普遍性、剔除封建经济基础魔改儒教的想法，挺难的。
理论固然难，现实情况其实更难。
因为，大顺最精锐的一批儒生，他们的老师，都是在明末那个混乱时代之后的一批人。
大顺开国太难，明末惨剧太多，他们天然对异族抱有强大的警惕性和敌意。任何异族，从王源对佛教杀杀杀的态度，就能略窥一二。
这种强大的警惕性和敌意，是师生相传的。
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这样理解：
大顺不再是那个一片石失败、神州即将陆沉、最终荆襄绝命反击将摇摇欲坠的天下保住的大顺了。
而是已经开始把触角伸向了美洲、南洋、印度、好望角的强大的上升期的、试图在新时代的大争之世中做“制新礼”的天子的大顺了。
但学术界的精英们，还没有为这种转型做好准备。
师生传承的体系下，他们仍旧对百年前那个摇摇欲坠率兽食人的黑暗时代，忘却不掉。
他们还没有适应，也没有做好承担治理一个前所未有广阔、又前所未有不能理解的天下的准备。
所以如孟松麓这样的儒生，嘴里喊着“天下”、“天下”。
但当权哲身讽刺大顺对藩属不用王道的时候，他内心虽然有些挣扎，可还是瞬间跳到了“天下”之外，张口直接反讽，说你们才是不行王道专行轻重术。
这固然是对过去黑暗时代的传承记忆。
也源于大顺自己重构了“道统”。
制度上，大顺之前很多是承载了明制的。
但在“道统”上，不是。
大顺的道统，是承认汉唐有道统的，不认朱子学认为的三代之后汉唐没有道统。
当战国的诸子游侠们消亡、当五德轮替的天人破灭、当武人乱政的混乱消散、当宋始终不能一统混成割据的天下观被蒙古人踏破、当从韩愈开始的对佛教的反击战在南宋终于完成……
走到明亡顺兴这一步，大顺选择了陈同甫的“道行于事物之间、物充盈于宇宙之内”的道统说，是某种必然。
明末任何一家造反的得了天下，多半都会选这一套道统说。而不是造反出身的东虏南下，则多半会选朱子学。
因为！
在朱子学已然盛行的时代，起义者的合法性，只能选择这一套东西。
因为其的确是造反，的确是夺了天位，但只要有救民利民之功，那么就没问题。
三代与汉唐，一脉相承，无非是“做得尽”、“做不尽”的区别。
走到这一步，选择了这一套“道统”说，也就意味着大顺必须要有“绩效考核”，证明自己在做、要用功体现。
但经济基础摆在这，如果没有刘钰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把大顺拉入到了新世界中。
那么，当大顺解决了西北边患、雪山西域问题之后，就会尝试复奉祀侯为衍圣公，会放弃这种需要绩效考核的道统说。
但现在，大顺已经不可挽回地被刘钰拉入了新世界。
现在“灭火”的代价，已经太大。皇帝老了，折腾不动了；新君继位，又需要多少年才够掌控权力来灭火？
大顺只能延续着他当初为了自身合法性而选择的，滑入一种诡异无比的绩效考核模式中。
当初刘钰鼓吹的“南洋就是新时代的西域”，是这种道统选择的延续。
大顺皇帝顶着压力，坚持在西域驻军移民，也是这种道统选择的延续。
南洋是新时代的西域，这是说给自己听的。
旧时代的西域，那是做给别人看的。
汉唐明，他们的试卷已经打完，评分也已经结束。
于是，他们去过的地方，我要去；他们没去过的地方，我还要去。
唯有如此，才能在这种类似于绩效考核的道统说中，证明自己得分。
于是，七个绕不过去的郡，只要大顺官方的这套道统说依旧采用，那么就始终虎视眈眈。
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
不是因为这七郡如南洋有香料，也不是因为这七郡如东北有威胁。
只是因为这七个郡在前人的试卷里。
尤其是大顺很多人逐渐意识到，海军对这七郡的狭长地形，是致命的优势之后，其实很多人都已经蠢蠢欲动了。
皇帝留给儿子的最大遗产，恰恰就是这七郡。
七郡在老皇帝手里，不是给儿子的遗产，而是给儿子的负担。
七郡不在老皇帝手里，才是给儿子的遗产，而非负担。
这份遗产，可以让儿子刷到威望、把控军权、在实践中学会怎么搞内外帝国、在战争中学会平衡文武。
威望和军权，对新皇帝来说，才是最大的、最有价值的遗产。
非核心区的土地，并不是。
没有多少人能透彻看清大顺的这种被刘钰“绑架”之后，试图反动转型却依然失败的局面。
也没有多少人看到，皇权、军功地主良家子军官团、与朝廷息息相关的工商业大资产阶级、恐惧于新时代被碾碎的城市小市民阶层、被边缘化的实学新学人才、自宋以来儒家的以小农和小生产者为最终空想的平均空想、北方小农华东资本南方宗族主客械斗的社会撕裂、保守的传统士大夫……这一切，一旦失控，可能会滑向何处。
新世界近在眼前。
自旧时代涌起的大潮中，渐渐产生了很多理所当然的“无意识”，但这种理所当然的无意识，本身就是一种意识。
一如此时的孟松麓，他深处潮水之中，应着那句身在山中不知山的话语，理所当然地觉得如果资本真的需求人手的时候，必然应该优先移走山东河南的百姓，资本首先应该是服务于圣朝的，然后才是天下，最后才是天下之外的世界。
而从不应该是因为那里的人工更便宜，所以可以自由地选择移走那里的人。
没有为什么。
甚至这就是大顺这边传统的某种，不证自明、不言而喻。
他或许反对其中的血腥残酷与不仁义。
但又时不时冒出一些支持的想法。
他自己或许都不知道，他隐约觉得自己的反对是无用的，也是无意义的，于是选择了逃避，远走他乡万里之外。
他，甚至他的老师，都以为，他的内心藏着张博望、班定远。
实际上，他的内心，并不是张班等人心里装着西域的万里黄沙，而是想要逃避故土越发富庶的工商繁华。
盛世，从不是个好词。
只有经历过开元繁华、又经历过安史之乱的人，才能理解什么是盛世。
在天宝十四年冬月之前就死掉的人，根本不可能理解盛世这个词的真正滋味，那是一瓶回韵悠长的老醴，不是一抔痛饮欢歌的烈酒。
盛世不是十一二点钟的太阳。盛世是傍晚山巅的西霞。
孟松麓嘴上并不承认朱熹的判断，事功学会毁灭圣道；也不相信，事功学发展的极致必然扬矢周孔，哪怕发起事功学的人都是真正的大儒。
但内心，在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深处，却告诉他去远方，离开事功学蓬勃发展的地方。
因为对刘钰一贯一之的政策，他既支持、又反对；既兴奋、又痛苦；既赞许、又批判。
他传承自旧时代的信仰，已经崩溃；可新时代的信仰，还不成体系。
他说反对刘钰的弱水之桥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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