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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打定了主意，南洋很近，经济联系已经够深了。
少了檀香，还有别的，强制毁灭东帝汶的檀香，不会影响大顺对南洋的经济控制。
但檀香山可是远的很，而且就这个距离，檀香木应该是短期之间唯一有价值和大顺本土产生密切联系的贸易品。反正不可能让他们横跨四十个经度来卖芋头。
孟松麓对这一套鼓吹社会分工、地域分工的理论，实在不知道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
想着当初权哲身和他表达的大顺不行王道的不满，说大顺霸术太重云云，当初虽然出于国家的立场进行了反讽，可要说念经念多了，心里没有自我反思和嘀咕，那是不可能的。
好在这个办法，去掉刘钰说的这些东西，他也能接受王得山泽之利的办法，合乎周官之学。
至少，比刘钰让他拿彗星回归去装神弄鬼要容易接受。
只不过想着刘钰已经答应了要见权哲身，孟松麓觉得还是应该稍微“提醒”一下刘钰，说话的时候兜着点。
毕竟权哲身也是朝鲜国的贵族阶层，他们学派的那群人，在那边影响还是很大的，而且一些人还身居高位。
到时候，若是说的太过露骨，传回朝鲜国，那就不太好看了。
张嘴轻重、闭嘴霸术，只恐藩属惊诧，也着实有损圣朝之名。
而且现在这一套东西，确确实实是霸术太重了，不管是勾搭人参贸易，还是刚才的檀香问题，这不都是秉持着“故物无主，事无接，远近无以相因，则四夷不得而朝矣”的思路来的嘛。
这再怎么贴金、圆话，也真的和王道对不上。谁要敢说这是“王道”，那真就可以开除儒籍了。
陈亮那群人，也只能朝着三代之治是王霸并举的路子上走，可不敢说霸就是王、王就是霸。
而是把最高追求定为三代而非王道，并试图“扭曲”最高追求的三代和王道并不画等号，而是说假如最高追求是三代之治，那么三代之治本身是王霸并举，所以王道本身的神圣性低于三代之治，实际上就是在扭曲“内圣外王”这个最终追求本身，并降格为和霸术并行的次级神圣。
这也是激进事功派和其余道学派的一大矛盾：广义周礼派的“至高神”是三代之治，而王、霸、实学、杂术，是至高的三代之治、大同之世的手脚口鼻；广义的道学派，则认为三代之治和内圣外王，二位一体，内圣外王就是三代之治、三代之治就是内圣外王。
其中分别，任何一个举人水平的都能分得清。
当然一些秀才可能分不太清，但举人水平的肯定分得清。
孟松麓等人面临的问题，恰恰是无法在学派内部解释自己为什么算是儒家，但又笃信自己才是真的儒生，所产生的认知混乱。
这种认知混乱之下，他对刘钰的态度，或者说他们学派对于这场变革的态度，就是非常扭曲的。
既支持。
又反对。
既乐观。
又悲观。
既肯定。
又否定。
所有支持、乐观、肯定的一面，又可以说是明末乱世的残余。
学派创始人经历了明末的恐怖，真的是天下将亡、混乱不堪、差点神州陆沉的大恐惧之下，在乱世中某种意义上的“救亡图存”压到了一切：所谓陈同甫、王荆公之学，霸则霸矣，然或可救天下。
乱世危亡之际，实用性压到了一切。
当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卵用，因为他们并不是明末乱是的主角，最终天下兴亡也不是他们决定的，甚至最多算个配角。决定明末走向的，还是当兵的、边军、反抗的百姓、坚守的“贼寇”、不识字的流民、识文断字带着清军围剿农民起义的士绅。
不过，这种乱世思潮的残余，影响到了大顺盛世这些年。
之前乱世下的同路人，在盛世时候，不得不重新分开，决定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要分，但还没完全分的状态，也就造就了这种矛盾的心态。
所以就像孟松麓面对刘钰这种一脉相承的霸术手段，联想到刘钰对朝鲜国等藩属的态度和做法，他就真的挺矛盾的。
或许，远离这里，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但对于朝廷这些年对藩属霸术用得太多的这件事，他还是稍微提醒了一下刘钰。
然而刘钰闻言，倒不在意，嘲笑道：“昔者，元末时候，红巾北伐过鸭绿江，关先生传檄朝鲜王曰：慨念生民，久陷於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梁，病者之遇药石。今令诸将，严戒士卒，毋得扰民，民之归化者抚之，执迷旅拒者罪之。”
百年前的正式称呼，是红贼。现在大顺这边的官方称呼，不是红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