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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南通周边的土地兼并问题，没有解决，但继续兼并的趋势被遏制了。
靠的是包括赋税制度、织机下乡、对外开拓、开发东北南洋两大商品粮基地等一系列政策来解决的。
之前的兼并问题，没有解决。大量的佃户退租，成为闲民。
继续的兼并问题，得到了遏制，依靠纺织业发展，使得自耕农群体的抗灾能力得到了提升，不至于出现一有灾荒就卖地的情况。
同时，粮价降低，又使得传统收租制的利润降低；而自耕农的稳固，又促使了土地价格上升。
买地而后靠地租，这种纯粹的商业资本的运作模式，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资本买已有耕地而收租的利润，不如投资到新垦土地、种植园、工商业上。
而反过来，又迫使一些守旧地主选择由实物租，转为货币租。
然而货币租，又使得佃农撑不住，加上每年粮食一下来就会迎来一波粮食降价期，只能退佃跑路——比如原先一石米一两半银子，实物租下，一石米就是一两半银子；现在粮食压价，地主想要保证原本的收益，只能选择货币租，否则收来一石米只能卖一两银子，可问题是佃农自己种的那点东西，也得卖出去才有钱啊，除了退佃跑路，还有啥活路？
如果只看这些改革中的一项，感觉不到有什么影响。
但这些改革掺在一起后，效果就渐渐显现出来。
那么，这里面，有没有可以传承、学习、总结的道理呢？
孟松麓等人觉得，肯定有。正是靠着这样的道理，才能够指导改革。
但同时，因为开始了解这里面的道理，也就越发坚定了他们学派坚持尝试的心。
因为，了解了这里面的道理后，就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模式，是不能用于全天下的。用在全天下，结果就是一场地动山摇的大起义。
江苏的政策，或许可以平移到河南、陕西。
但江苏的港口、长江河运、纵横的水网运河、被富集的包括盐业在内的大量资本、可以方便地移民东北和南洋等等东西，却是无法平移到河南、陕西的。
江苏的改革，到底吃了多少东西，才改成这样？伴随着改革的成功，以及程廷祚、孟松麓等人接受了一些新理念之后的复盘，发现实在是过于惊人。
不算关东和南洋移民的方便条件，不算气候港口水运等特殊，只算投入的资本资源。
福建的茶叶，利润的七成，都留在了苏南。
五省的盐业，除了朝廷的抽税，所有利润都留在了苏南。
江西的瓷器出口，利润的九成，都留在了苏南。
关东的大豆，八成都被苏北的土地吃了。
剩下的诸如黄铜、大黄、锌合金、香料贸易等等，大部分利润也都留在了苏南。
在扬州被毁之后，积累数百年的盐业利润、漕运财富，也都富集到了苏南。
而这些利润，却又被刘钰引导着往东北、南洋等地投资，用各种手段弄到税来搞基建。
这些条件，也都是别处所不可能有的。
这一切，都让他们的尝试，即便失败、即便被刘钰嘲讽，但依旧坚持。
因为他们坚信，刘钰的办法，不能治天下。
刘钰在苏南苏中，根本没解决土地矛盾，而是把“制造问题”的佃户，给解决了。
别的地方，可不可以学？
理论上可以学，但现实是不解决土地问题而解决制造问题的佃户，会让大顺亲眼目睹他们的祖上是怎么得天下的。
这也就是孟松麓在面对权哲身时候的上国心态下，引导权哲身看看这些富庶之地的想法。
富国之道，上国是有的，你们如果找不到路，可以来上国找，而不要想着去外面找。
你眼中所见的，是你们可以追求的未来，也是我们认为天下的未来模样。
但怎么抵达这个未来，你们面临的情况，又是兴国公的手段解决不了的，还得看我们这些人的尝试和构建。
最终是要让天下都能做到狗彘食人食的，如这里一样。
未来就在这摆着。
但从现实到未来之间，还有个最难的怎么做到。
怎么做到，我们会找到办法的，一个终极的、能解决同文化圈内的普遍问题的办法。
为藩属找路，这本身也是盛世危机之下，母国儒生的义务。
这不是为了救藩属，而是为了证明儒学是普遍适用的，至少在天下之内是普遍适用的。
这是大顺展开对外交流之后，儒学急需要解决的理论危机，真正的大儒都会这么做，因为现在压根不需要他们救亡图存，也不需要他们保天下，甚至不需要他们搞实学，总得干点什么。
同时一些大儒也明白，能吸引藩属的，繁华富庶强大，又是经书维系藩属向心的基石。
尤其是面对一个其所传承的学问，明显被西教所染的藩属儒生，更要依靠富庶繁华而收其心。三魂环理论，不是实学，而是西学，这一点，经历了大顺西、实分野的这群人，是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