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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收地的话，直接收地，自己经营就行。
而这个乡约村社，是授田于民，使得制民恒产的。
当初淮南圈地的时候，因为盐户产权问题，就惹了一堆骚。
资本之前是一点都不想把钱贷给这个麻烦的村社。
真要是还不上钱收地，稳固了小农生活的农夫，肯一无所有去做雇工？
到时候闹将起来，不够麻烦的。
又是穿着寿衣去县衙、又是割肉断指以明志的，这谁受得了？
别说不一样，当初盐户对草荡，还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的，但还不是一样闹了三五年，动了军队才镇压下去的？
然而，伴随着运河修通，淮南圈地基本完成，土地的价值激增。
资本考虑了一下将来收地的利润，考虑了一下收地可能造成的麻烦，利润战胜了麻烦，现在自然肯贷。
刘钰之前倒是给程廷祚提过意见，说你可以效仿淮南别处圈地的地方，搞成这种公司模式。
大不了，你对百姓好点，利润多发给百姓点，也比你现在搞成四不像这样强。
或者是，更激进一点，产皆共有。
搞成公司模式，最起码能把资本聚集起来，增肥土地、种植棉花、发展纺织，一点点积累资本，完成产业升级。
现在搞成这种四不像模式，当初早就说过，淮南盐垦搞小农模式，只会让土地退化，三五年就反盐，你们偏不信。
而且等着将来工业革命到来，又几乎是和基建完成同时的，你们到时候根本没有资本进行升级。
就算运河修通，资本沿河北上，广撒织机下乡。
可自己集资买织机得的利润，和用人家的织机、承人家发下来的纱线那点钱，能一样吗？
当初就那么搞，先从种粮升级到种棉，再从种棉升级到织布，至于搞的这么狼狈吗？
而且当时刘钰也说的很明白了，淮南圈地的那些人的资本，你们比不了。
那些资本是靠搜刮五省百姓的盐利、靠拿到了大顺伐日下南洋几战的红利完成的血腥积累。
你以为朝廷当年伐日本，真就是为了琉球那点事？还不是贪图日本的白银？
五省的老百姓从盐里，朝鲜日本南洋的百姓从布里，欧洲那边从瓷器丝绸茶叶里出了这笔钱，你们又没有这笔钱，这么搞肯定要完。
当然，这里面刘钰起到了一个不是很好的作用。
理论上，他可以利用自己的权职，或者为了树立样板，减免淮南五年大基建这个乡约村社该出的钱，甚至给予低息贷款。
但这个样板，一点都不是刘钰所喜欢的。
本来就各种嘲讽，还嘲讽说他们是在玩复古演戏过瘾，自然是一个子儿都不肯减免。
一群人，五年之内，要从零开始积累各家的资本。
还要承受淮南的整体大基建。
还要承受伴随运河修通的纺织资本北伐，把运河区都拉进织机下乡区。
这要是能承受得住，那可真是要把经济学问都改写了。
反正这一套是刘钰乐于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对复古空想的胜利。
至于孟松麓因着权哲身看的南通周边的富庶区，也确实如权哲身所言：基建的事，当年汉高祖的侄儿、吴王刘濞的时候完成了。
反正是当年修运河的人都死快两千年了，之前朝廷的徭役修河也一直没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自不一样。
这地方的人自然是过的美滋滋。
而淮南基建的钱，用的也是五省盐利、海外他国百姓的钱，那些圈地种棉的大资本也不艰难。
挖河也不用他们出劳役，一大堆被从乡村赶出来的佃户、以及扬淮衰败之后的流民。
这件事，孟松麓等人只是觉得不公平，但可没有对刘钰有太多不满。
三五年大基建，在基本不伤民的情况下，愣生生搞出来一套平行的“范公堤”、一套从淮河到长江的新运河，这功绩陪祀淮南各地的范文正公祠，总是够了的。别处的范公祠肯定不够格，但淮南的范公祠主要还是泽被后世的范公堤的。
至于扬州衰败，他们学派的态度也只是略微惋惜。否则当初也不会因为盐改的事，程廷祚和吴敬梓因为大义、小义的事闹掰。
孟松麓可能自己都没注意到，他对经济的分析，已经在潜移默化间形成了一种和以往不同的分析模式。
他也没觉得这有啥不正常，而是试图把这种崭新的经济分析思路，和原本的儒学融合起来。
反正权哲身是要去乡约村社的，与其到了那之后慨叹“上国不过如此”。
还不如先看看这些繁荣地区，生出上国富庶的感慨，再打打预防针，说清楚乡约村社面临的特殊情况。
而且，这本身也是一种对权哲身的提醒：先富后教是夫子的理念，这是论语可证的。
而想要富，先挖河。
既通交通、亦为水利。
不过，这本身也是儒学的一个现实困境：以朝鲜国为例，假设，如果用轻重术聚敛钱财，然后修水利、挖运河、置灌溉。对，还是不对？
这就又涉及到了儒学从宋以来的学派纷争，或者说此时大顺儒学界的影射显学——“管仲”，到底仁不仁？
影射显学的那个“管仲”之外，真的那个管仲仁不仁，这还涉及到追述先王之道，追到哪？
是追到周孔？
还是追到孔孟？
还是追到孔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