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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维护当地的水渠呢？肯定需要有人来组织。
二来新学学生里，一流的进科学院，次一等的入海军，再次一等的做商贸职员，可这些仍旧无法给优秀的人才上升空间。南洋是一个方向，淮南亦可为一个容纳的水池。
三就是收税问题了。
十税一甚至八税一，在土地分给小农、取缔了那些地方摊派之后，百姓依旧是负担的起的。朝廷也需要一个高效的税收体制，来维系运转。
靠收上来的税，给那些新学学生做薪水，朝廷依旧还是赚的。
除了这三点之外，还有另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统治深入到县以下，也就意味着要管很多的事。
统治统治，只管收税，那不叫统治。
这不是皇帝爱民如子，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高利贷也是贷，最起码是贷。
一方面，把乡绅一扫而空。
另一方面，朝廷若又不完全承担起乡绅在乡间的一些身份，乡村很快就会混乱。
最简单的例子，荒年放贷。
小农是很脆弱的，万一哪年有灾、万一哪年有水、万一哪年失火了房子烧了……
甚至万一爹妈死了，总得买个棺材、吹个响器吧？这不都需要急钱。
既是准备用毒计将淮南劣绅一扫而空，最简单的乡绅所承担的放贷的身份，朝廷要不要承担？
承担，那就是青苗法。
青苗法，前前前朝的例子摆在那，问题多多。商人、乡绅，可以让还不起贷的卖媳妇、卖女儿，朝廷能这么干？
不放青苗贷，小农如此之脆弱，万一出点什么灾情，乡绅又被一扫而空，这些百姓又该怎么办？
小农积累的那点东西，也就够每年吃的。稍微遇到点灾情，就扛不住。乡绅固然可恶，但乡绅也确实承担了一些朝廷管不到的地方。
某种程度上说，如今天朝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直接统治百姓了，只能选择间接统治，用乡绅做代理人——很类似于英国计划在爪哇搞的殖民统治，由乡绅作为小农和政府之间的中间人。
皇帝、皇族、勋贵，类像是一群殖民者，靠着军队的暴力，维系和士绅阶层的和平。士绅作为殖民者的中间人，负责管辖广大的农村。
谁来当这个皇帝都行，只要保持原来的规矩即可。
官方放贷、调节、平粜、打压豪强强制卖地、民间赈灾、小灾下的救济……这些手段，现在全都扔了，也根本捡不起了。
这些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方方面面，朝廷又不管，自然而然就会有人填补这个空缺。
看似朝廷赚了，不用承担太多的麻烦事。
实则就造就了朝廷现在一年只能收个两三千万两白银，折合一下白银通胀下的购买力，有没有明朝前期的实物税多都难说。
对比一下可以执行圈地法案、可以保证授权垄断、可以征收各种间接税直接税的英国；对比一下能搞统制经济、能官方把对外贸易和殖民管的死死的法国；再对比一下只管战争、治水，其余在经济方面几乎毫无控制力、土地完全自由买卖、官方甚至管不到法定铸币铜钱和白银的兑换率全凭市场决定——哪个才像是传说中“完美”的“守夜人政府”？
重农学派拿中国说事，不是没原因的。
英国可没说混到便士、先令和英镑的兑换，全凭市场决定。
哪怕是整天被刘钰嘲笑的荷兰，也没混到发行的铜币和荷兰盾的兑换，不走币值，而走自由市场兑换吧？
当然，刘钰的评价是朝廷无能，废物，而不是他们主观上想这么做。
和大顺的“贸易顺差”类似，亦或者和前朝末期的“思想解锢”类似。
不是朝廷做了什么，而是无能到根本不会做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做，甚至就算知道也做不了什么。
虽然刘钰对大顺朝廷“无能、废物”的想法，一直憋在心里，并未说出来。
但皇帝这些年接触了外面的世界后，自己内心也是有类似想法的。尤其是知道了英国的税收国库岁入，知道了英国的土地税和乱七八糟的各种税能收成什么样后，这种想法也多多少少有所萌生。
相对来说，其实无能的程度没有数据对比的那么严重。
只看白银不对，还得算上两边粮食、布匹等西欧物价革命导致的将近三倍的差异。虽然都是白银，但大顺的20两，和伦敦的20两，真不是一回事。大顺的种种奇葩政策，虽然制定政策的时候根本没意识，但客观上也确确实实延缓了美洲白银带来的世界性的物价革命。
不过，皇帝哪懂这个，看到国库白银收入数据对比，自然胆战心惊目瞪口呆若有所思。
既是这般，皇帝就想着在淮南苏北、苏南地区，尝试种种集权改革。苏南走的是干涉模式、苏北则要走上下直辖模式。
既要这么搞，那么除了要收税，就不得不把乡绅原本承担的一些事，承担起来。
所以青苗贷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总得有人放贷，以度灾年，以备不时之需。
只是，前前前朝的失败阴影，让皇帝内心很是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