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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成三易回河的惨剧，似乎反倒不如不治。皇帝担心，自己将来和赵宋那几位的名声并列，自己想的是汉武唐宗，要真是和那几位并列，只怕是真能从坟里气活过来的。
廖寒辉的治水道理，听起来是可行的，秉持的也绝对是禹圣“堵不如疏”的原则。
宋朝时候，李垂作《导河形胜书》，秉持的也是这样的原则——现在黄河之所以决口，主要是因为下游河道出海不畅，既然一条河道不畅，那干脆一口气给黄河挖个五六条河道出海，这样一方面能减轻故道的出海压力，一面还能做水利设施，顺便还可以当军事设施。
道理好像是没问题的，而且也绝对和三易回河的事扯不上干系。
因为这理论一看，就是为了不变道。否则的话，挖那么多入海口干啥？
最终三易回河，还是因为黄河河道决口了，便准备顺便把黄河治了。
三易回河，这和康不怠说的让刘钰“君子远庖厨”的黄淮计划其实有些类似。利用黄河决口的天灾，顺便改变黄河的走向，堵口子的时候人为干涉，走山东不走江苏。
而廖寒辉的通淮计划，则更类似于李垂的《导河形胜书》。
认为淮河的水都憋在洪泽湖，不如挖开入海口，让淮河通畅，这样上游中游就不至一发水灾就决口，顺便还能做水利设施灌溉。
当年李垂的想法影响颇大，但最终束之高阁。
总结原因，就俩字。
没钱。
折腾不起。
大顺有钱吗？
如果只看天朝内的赋税，大顺其实也没钱。
十亿亩土地，一年加上盐税之类，才三千万两，实在是可怜。
可大顺的税收潜力已经被挖掘的差不多了，朝廷一年收三千万两，下面的摊派力役之类加起来，不敢说多，但一二亿两肯定是有的。
地主是不是中间商，这是阶级思维。
就算刨除掉这种阶级思维，胥吏地方官这种纯粹治国术意义上的中间商，也吃干净了大顺的税收潜力。
三千万两看着多，但实际上，若折算成实物税，算上白银涌入的通货膨胀，其实也就和元末明初朱元璋时代差不多。
而且那时候还是军户制，大顺的良家子算是高级一点的军户，但朝廷手里捏着的二十万野战线列兵、一支亚洲第一的舰队，这也是巨大的支出。
也就是这些年拓展了海外贸易，堪堪让皇帝手里有了几个子儿，这才能敢去想着折腾折腾。
但皇帝此时的心境也是相当矛盾和复杂。
嘴里念了两句诗，考虑千秋功过，谁人评说。
这千秋功过，也要从两方面看。
李淦自己说，自己不是鸵鸟。
既然不是鸵鸟，廖寒辉把话说的这么明白了：现在不管，一切照旧，指不定哪天就“高邮扬州不见面”了。
以前可以说，哎呀我不知道。
现在说明白了，再说不知道，那就是鸵鸟了。
当鸵鸟，将来出了事，后人怎么评说？
往前说，大顺之前确实没能力。修养生息、犁庭扫穴、移民辽东、稳定局势，一直到李淦去打罗刹人开始，才证明这些年的休养生息缓过来了。
往后说，历朝历代，最有能力干一番大事的时间段，也就是立国百年左右的时候。
之前的一切还没有完全朽烂、之后的各种矛盾还没有彻底迸发，过了百年之后，大顺会不会乱那都难说。
本身李淦又是一个极端自负的人，觉得自己老牛批了，绝对比儿子牛批，自己要是干不成的事，儿子将来也肯定干不成。
自己最好学学唐太宗征高句丽，把那些可能的危机祸乱在儿子上位之前都解决了，不能指望自己的儿子也有李治那样的水平。
那么，现在不能装鸵鸟了，如果还不治理淮河，将来有一天轰的一声，洪泽湖垮了，黄淮彻底毁了，后人该怎么评说他？
这是一点。
再一个，就是即便要做，事情能不能做好？
花一堆钱，也把淮河修了，也五分入海五分入江了。
结果修完之后，一场大雨，比没修之前还惨……
日后后人会怎么评价他？
届时把他和赵宋那几位并列，李淦内心着实是不甘心。
甚至再狠一点。
拿着下扬州、修河渠、改官制、办新学、四方征战这些事。
影射他也就是个运气好点，赶上了火器时代、海上贸易时代的杨广呢？
“千秋功罪，千秋功罪……”
皇帝望着河水，喃喃自语。
许久，忽然问了一个把廖寒辉和身边近侍全都吓了个半死的问题。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朕若是现在死了，日后评价如何？”
唯独刘钰心里暗道，得，好好的政治动物不当，又犯了“是个人”的大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