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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满嘴胡说，用的词，一看就是评书话本里常用的词。什么一声炮响、伏兵四出云云。
这些所谓的华人“上尉”、“中尉”，也根本不懂打仗，说的细了他们反而听不懂，越是这种评书的语言越容易懂。
连富光其实也根本不知道城外的情况。
但他既然铁了心这么干，那就干到底。就如同若是朝廷不出兵，他就要为荷兰人干到底一样。
这时候说一千道一万，都不如说一句城外的荷兰人失败了这么一句，更能激起这些人的勇气和斗志。
这几个雷珍兰对此没有丝毫的怀疑。
本来他们就没有得知外面情况的渠道，唯独眼前这位连富光和朝廷“早有往来、暗通款曲”。
再者，连富光都是甲必丹了，是华人的头儿了，是整个东南亚华人在荷兰殖民地能干的最高官职，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
连都城巴达维亚的华人甲必丹，都决心反叛荷兰了，显然肯定是局势已经到了荷兰人一点赢的可能性都没有的地步了。
这时候若还不信，那可真是傻了。
他们对城中的荷兰人本就不甚在意，怕的主要还是城外回援的荷兰人。担心这边起事，那边荷兰人回援，把他们全都五马分尸。
现在最大的后顾之忧也解决了，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干！现在就干！”
…………
城中。
几年前巴达维亚奴工起义时候，邀请自己的朋友、那位叫史瓦兹的德国木匠来自己家做客的孙姓华人，正在院子里给猪添食。
中国人是不讲究以德报怨的，讲究的是以德报德、以直报怨。
历史上，红溪惨案发生的时候，这个叫史瓦兹的德国木匠，用擀面杖敲碎了自己好朋友的头，抢走了猪和财产，打死了所有的孩子——在供词里，他的确是用的“好朋友”这个词。
但“可悲”的是，这一次，红溪惨案并未发生。
于是这个叫孙涛的华人，和那个叫史瓦兹的德国木匠，依旧是很要好的朋友。
距离糖厂奴工起义、巴达维亚全城戒严，已经过去了数年。
这几年，在孙涛看来，一如既往，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勃良安地区的华人义军，和自己没关系。因为自己交得起人头税。
移民锡兰，也和自己没关系。因为自己交得起人头税。
荷兰人围剿失败，和自己还是没关系，因为勃良安地区的义军也打不到巴达维亚。
自己在巴达维亚，过着安稳的小日子。
幼小的孩子只死了一个，剩下的居然都活了下来，人丁兴旺。
真是好日子。
母猪产下的猪仔，长大了，马上过年了，就能杀猪吃肉卖一些钱，给老婆买些花布、给孩子买些糖果。
真是好日子。
闲下来的时候，把好朋友叫来，小酌几杯，熏熏微醉，然后睡觉。
真是好日子。
听好朋友史瓦兹说，欧洲现在又在打仗。想想巴达维亚的安稳，不免觉得庆幸。
真是好日子。
城外的事，和他没有关系。
爪哇的事，和他似乎也没有关系。
南洋的事，和他还是没有关系。
至于整个世界，在他眼里，其实远不如自己猪舍里的这几头猪。
这样的好日子里唯一的阴霾，就是听说城外的义军，居然攻下了井里汶。
这让他有些担心，担心有一天战火会蔓延到巴达维亚。
荷兰人或许不好，但万一城外那些“叛贼”更差呢？万一他们看上了自己这几头猪呢？
他和大部分城中的华人中下层一样，害怕改变，害怕未知。
虽然，听说城外那些义军或者叫叛贼们的口号，是废除华人的人头税，但是能不能做到，那实在是要打个大问号的。
他们已经习惯了荷兰人统治的日子，至少，安稳、和平。
至于说人头税、杀猪要交税、卖鱼要交税、时不时还要被强制摊派武直迷济贫院的钱，结婚要捐钱、死了要捐钱、找坟地还是得捐钱……
但习惯了，也就那样了。
他既没有一夜暴富的梦想，也没有阶级跨越的野心，稳定与和平，就是他们最大的梦想。
井里汶打仗的消息，多多少少给他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想着今年过年供养老天爷的时候，还是要祈祷一下，愿这战乱不要波及到巴达维亚才好。
站在猪舍旁，孙涛看着猪舍里准备宰杀的肥猪，心里盘算着杀了之后，要卖多少、留多少、哪些朋友亲戚得送一块肉、杀完猪之后都要请谁来吃年猪。
想着这些简单生活琐事的时候，外面忽然传来了一阵阵钟声。
那是甲必丹召集华人、宣读公司法令制度和命令的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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