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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兄身边的谋生手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这一点也是和大顺有些区别的，大顺是贵族、爵位的嫡长子继承制。但在民间，实际上算是均分继承制的，维系的是宗族却不是家族。祖辈的土地一分再分，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根据阿部正福在藩内的改革经验，发现土地不拆碎的情况下，弟弟们围绕兄长生活，就需要在家里从事一些手工业，以贴补家用。
据此，他像德川吉宗提出了自己认为“开埠未必全是坏事”的看法。
“将军大人，之前唐人只能在长崎贸易，来船有限。为了求利，只想着装铜料，剩余的才会选择俵物。”
“如今开埠之后，他们来船日多，铜料和俵物怕是装不满。空着也是空着，只要稍微能盈利，他们就会装载回去。”
“如今百姓不愿生子，实则难以求活。若开埠后，商贸往来，不能继承家产的孩子，就可以从事商贸、运输等，亦是活路。”
“又或者各家务农之余，多做手工，或也能够卖到大顺去。”
“我闻唐国之政，与本国多有不同。譬如纺织，唐人多是自给自足，采摘棉花、纺纱、织布等，皆家中女人自作。”
“而太阁检地之前，本国多有庄园。庄园之内，各有分工。检地之后，这种分工仍旧保留。譬如棉花，有的家庭专门纺纱、有的家庭专门织布，传承为业。”
“本国商贾可以四处往来，西回、东回海运开辟之后，沿海各地百姓，种田之外，也都家中做工售卖以贴补家用。”
“开埠之后，定会更加兴盛。若能发展工商，一则可以征收税利；二则除本国所不产之物外，或可自给、或可反销回唐国。”
“以长子承担贡赋，保持贡赋不变，以石高来算，武家法度的根基是土地保证不分散的固定人口；在土地石高之外，以次子协作经营，振兴工商而取利。”
成与不成，现在谁也说不准。
开埠之后，除了可以预料的金银外流，剩下的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众人都各执一词。
德川吉宗自己也搞不明白，他器重的儿子也搞不明白，所以那日在问及讲来改革之事的时候，德川宗武顾左右而言他，只是提了敛财的手段，却没提那些根本性的东西。
阿部正福这么想到底对还是不对，德川吉宗自己心里也没底。
但比起那些只能空谈好坏、却说不清楚到底为什么好、为什么坏的，阿部正福最起码还能说出个子午卯酉来。
有些话，阿部正福也没说的太明白，德川吉宗倒是听出了阿部正福的潜台词。
“本国所不产之物外，或可自给、或可反销回唐国”，言外之意，便是本国所不产之物内的东西，该怎么办？
比如生丝、绸布这些东西，日本无论如何是争不过大顺的，不论是质量还是价格。
这些东西老百姓用吗？
还不是武士、商人们可以享用？
真想要金银不外流，就该继续严格执行《节俭令》。
之前为了贵金属流通，连百姓死后的草鞋钱都不准放、连百姓头上的银钗都不准戴。
只要能够严格执行，不准武士商人穿绸布、不准武士商人用瓷器、不准吃糖……等等这些，也不是不能执行。
真要执行的话，纵然开埠，大顺的货没人买，开埠又有何用？对日本又有何影响？
只是，德川吉宗在之前召见阿部正福的时候，暗中表达了一下他对将来贸易的看法，毕竟阿部正福这个大坂城代是一线的执行人。
幕府财政太穷了，幕府也希望借助专营和买办专卖制度，鼓励消费，削弱诸藩，从而依靠海关和专营的收入，充实幕府的财政。
先把快钱赚了，养军、改革，等到将来有余力的再不赚这快钱就是了。
阿部一族的希望，是做幕府的内阁中枢，自然是要站在幕府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能够站在整个日本的角度去考虑金银外流的问题。
所以内心想说的这番话，终究还是没说出口。
再一个，只怕严格执行节俭令，会招致大顺的不满，而大顺手里还有一张王牌没打，那就是西南诸藩。
幕府也得考虑，若是幕府不听话，大顺会不会扶植一个新的、听话的幕府。
听起来有些屈辱，但这就是现实，是阿部正福站在幕府这边，不得不考虑的现实。
终究，阿部正福只能寄希望于日本的小农经济和大顺的小农经济不一样的细节上，希望在长子继承制保证财富积累、庄园制解体后的分工遗存等不同之处下，工商业在能够不动摇武士体制的情况下发展起来。
德川吉宗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甚至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思路。之前以史为鉴都是找中原史书的，或从贞观政要、或从资治通鉴，可现在却真的借鉴不了了。
两国的国情有了巨大的分歧，大顺可以随便开关，根本不担心金银流失、四民之工商破产的情况。
无从借鉴，只能试错，一点点摸索。或许，阿部正福的预测是对的，开埠，未必就是一件坏事；但也或许，开埠之后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局面，使得无史可鉴，手忙脚乱，昏招连出，以致幕府消亡。
德川吉宗看着远处的军舰，心头万般无奈，对不可知的未来的恐惧不安，让他无所适从。
既没有说阿部正福说得对，也没说他说的不对，只是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