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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行量更加大增,由抗战胜利时的5569亿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兆元,三年间增加超过一千倍,造成了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当时曾经有造纸厂以低面额的法币作为造纸的原料而获利。宋子文为行政院长时,试图以金融政策稳定法币,抛售库存黄金购回法币。但因为法币发行量仍在增加而没有得到成果。1948年5月后,由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王云五被任为财政部长,开始筹划另一次货币改革,以金圆券取代法币。
法币的购买力:100元法币,1937年可买一头耕牛或两头黄牛,1938年值一头黄牛,1939年值一头猪,1941年值面粉一袋,1943年值一只鸡,1945年值鸡蛋2个,1946年值肥皂六分之一块,1947年值煤球1个,1948年5月值大米0.002416两(每斤16两),1949年5月值大米0.000000000185两,即一粒米的千万分之二点五。
大米、猪肉、白糖、植物油和棉布部分年考
20世纪前半期,我国一块银圆(或国币)的实际购买力如何呢?我们可以参考历史上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物价来计算。但一方面,物价随年月的变迁而变迁,另一方面,物价又随地点的不同而不同。我们只能做一个大概的描述。
以大米、猪肉、白糖、植物油和棉布等衣食用品在上海市场的价格为例:
1872年上白米为每旧石(音担)2.7银圆,计算大米的容量单位1旧石=10斗=160旧斤=177.7市斤(许多人通常误认为1石=100市斤是搞错了),就是说当时每斤上白米价格为1.5分银圆。这时期1块银圆大约折合今人民币1百多元。
1901年米价为每旧石4银圆,也就是每斤2.2分钱。这时期的1块银圆大约折合今人民币70元左右。
1911-1919年米价恒定为每旧石(178斤)6银圆,也就是每斤米3.4分钱;1银圆可以买30斤上等大米;猪肉每斤平均1角2分-1角3分钱,1银圆可以买8斤猪肉;棉布每市尺1角钱,1银圆可以买10尺棉布;白糖每斤6分钱,植物油每斤7-9分钱;食盐每斤1-2分钱。……这时期“一块钱”大约折合今人民币40-50元。
1920-1925年上海大米平均为每市石9.5银圆,1市石=160市斤,也就是每斤大米5分多钱,1银圆可以买18斤大米;猪肉每斤平均1角4分-1角5分钱,1银圆可以买7斤猪肉;棉布每市尺大约1角2分-1角4分钱,1银圆可以买8尺棉布;白糖每斤1角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食盐每斤2-3分钱。……这时期“一块钱”大约折合今人民币35—40元左右。
1926-1936年上海大米平均为每市石10.2银圆,也就是每市斤大米6分多钱;或者说,1银圆可以买16斤大米;猪肉每斤大约2角-2角3分钱,1银圆可以买4-5斤猪肉;棉布每市尺大约1角5分-1角8分钱,1银圆可以买6尺棉布;白糖每斤1角5分钱,植物油每斤2角钱,食盐每斤3-5分钱。……这时期“一块钱”大约折合今人民币30—35元左右。
当时上海的物价比北京(1928年以后称为北平)高出大约10-20%,一般说来,南方的物价比北方高些,城市的物价更比乡镇要高得多。
30年代在北平,一块银圆(大洋)可以请一顿“涮羊肉”;在上海,一块银圆(洋钿)可以请两客西菜套餐。要逛公园,一块银圆可以买20张门票;要看演出(戏剧或电影)一块银圆可以买10张入场券。至于精神食粮,一份报纸零售3分,一块银圆可以订阅整月的报纸;一部《呐喊》售价7角,一块银圆可以买一本比较厚的书,或者两本比较薄的书。
由此可以计算出——
鲁迅1913年1月薪俸220银圆,可购买猪肉1122千克,即今秤2244斤;
1916年1月薪俸300银圆,可购买猪肉1346千克,即今秤2692斤。
又,陶先生举出当时李四光为答复鲁迅说他在京师图书馆当副馆长一事所作的说明;这副馆长一职的月薪是500银圆,但他只支取一半,还有一半捐给图书馆了;其实不捐也是可以的。所以当时教授的实际收入要比每月2000多斤猪肉还要多些。难怪鲁迅在北京居住的15年间,能花上相当26000斤猪肉的钱去购买图书资料,另外还买了住宅。
现在(2002年)北京的猪肉每斤价格是5元到7元之间。当然,货币购买力不应仅仅以猪肉一项的价格来计算,而应以多项生活用品的综合比价来计算。可见,陈明远估算民国初年(1912—1919年)的1银圆平均购买力约相当于今人民币50元,还是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的,甚至是比较保守的数字;因为当时北京市的物价比上海低廉10—2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