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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正面回答宋理宗的问题，而是絮絮叨叨的把洪涛的来历诉说了一遍，言辞之中赞美之言甚多。
“马场之事吾也记得……”宋理宗更糊涂了，茫然的点了点头，看着郑清之。
“前几个月，罗家向臣提起过一件事，说广州有一行作的海商听闻朝廷要和蒙古人作战，就凑集了十条海船，几万石大米，要从长江逆流而上，为前线将士运送粮草。此事我批了，官家可知这个行作的头领就是之前献马的洪涛！据说此人手下有坚船，专门护送大宋海商去大食国交易，并不收取暴利。南番诸国都对他的船退避三舍，大食国曾经用几十艘战舰讨伐过他，被他全部剿灭。微臣在想，如果招此人为援，由其驾驶海船为京湖等地往来运送粮草，必将省去很多民夫。朝廷可以把更多精力用在四川，那里江水湍急，恐船只无法上溯。”看到皇帝也有点听急了，郑清之才用最简短的话把自己的意思说明白。
其实在上次罗有德来的时候，他还没把海峡公司这支船队当回事儿，有商人愿意主动为朝廷分忧，是好事儿，而且还不用朝廷操心费力，人家把白花花的大米直接拉到眼前了，干嘛不要呢。就算这些商人只是想图个好名声，也应该鼓励嘛。但是随着战局的不利，郑清之突然意识到这支船队有可能派上大用场。他应该是南宋朝廷里对海峡公司、或者说对洪涛了解最多的人，因为他曾经亲眼见过此人，只是当初不知道洪涛的底细而已。
假如有一支战斗力强大的水师船队能逆流而上，不光可以替代很多陆路运输，还能对蒙古军队造成实质上的威胁。至于说洪涛这支船队是否具备如此强大的武力，郑清之只是半信半疑，但聊胜于无嘛。即便它们被蒙古军队打败了，对朝廷也没任何损失，大不了褒奖一下，何乐而不为呢。
“德源所言之人，臣也略有所耳闻。据说此人裹挟疍家海匪，在南洋自立为王，骚扰过往客商、霸占港口和航线，不乏海商告到州府。只可惜此人行事极其隐蔽，从不轻易登岸，又不是我宋人，所以广州、泉州等地的州府也无可奈何。”郑清之的话音刚落，还没等皇帝表态，旁边的椅子上又站起一个留着短胡子的人，冲理宗皇帝拱了拱手，就开始反驳郑清之的话。
此人叫乔行简，官职就是郑清之之前做过的右丞相。端平入洛虽然惨败，但郑清之这个主战派非但没责任，反倒升任了左丞相，这玩意哪儿说理去。
乔行简一直和郑清之不太合拍，他是主和派，也没郑清之这么急于建功立业，在很多问题上郑清之说左，他就说右。其实这种情况在历朝历代都有，皇帝一般是不会允许朝堂上的大臣都和和气气，大家都把心思拧成一股绳，那皇帝的权利就弱了。坐在皇帝这个位置上，最先考虑的不是国家、民族，也不是对错，而是他屁股底下的座位能坐多久。故意在朝臣之中形成两派、三派，就是皇帝的御下之道。你们不天天打架，都合起火来对付皇帝，那皇帝多难受啊，所以就算没矛盾，他也得给你制造出来点矛盾。
“此乃一面之词，如像寿朋所言，此人乃海盗，为何要为朝廷养马、为朝廷筹粮筹船？几万石大米，全是此人从南番诸国用真金白银换来的。我已经问过崖州一州三军的主官，自此人出现之后，不到两年，崖州附近海域包括广州港，海盗几乎绝迹，如果我大宋边民都能如此当盗匪，那岂不是我朝之幸事？至于寿朋所言蒲家人之事，我这里有州府的呈牒，确实有一些蒲家人出海之后不再回返。但他们询问过市舶司海巡营和当地海商，得到的消息并不是被海盗所害，而是大食人在南番海路上发生了内讧，被东爪哇国兵将所杀，与这个洪涛没有关系。市舶司这里还有一份牒案，近三年以来，广州和泉州港的朝廷抽税上涨了三成，而这三成里基本都是海峡公司上缴的。每年由他们从大食国运回来的货物不计其数，比蒲家人多出很多倍，且价格低廉了很多。这些可都是我大宋海商，洪涛此人并不参加贩货，甚至船不入港，官家请看……”郑清之自己也清楚在朝中并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所以既然他想说，那就提前准备得无比周密，面对乔行简的责问，他是有备而来。而乔行简之前并不知今天他要说什么，拿不出更多证据，只能眼看着郑清之把一堆文牒交给了理宗皇帝。(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