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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兴奋地满脸通红，在孙一汉语拼音、国际音标的系统知识指导下，贾道士信心满满地推出了“狼山拼音”1.0版本。
琪琪格课间休息的时候，孙一和贾道士向大家介绍了狼山拼音。
大家一下子来了兴趣，用蒙文毕竟只能拼写蒙语，连自己的汉语名字都拼不出来。
这给了孙一检验狼山拼音的机会。他立刻发现，完善拼音的工作量不是一星半点。口语方言中存在着大量他根本想不到的现象。
比如大量的陕西话是以后鼻音开始的。陕西话的睡觉盖的“被子”，发音类似英语的“bill”，居然是以L结尾的。
山西话经常加一个“哥”的音在单字前面，比如“地方”说成“圪瘩”，蹲下说成“圪蹴”，虽然可以硬写成两个字，实际口语中的感觉其实是一个字。更离谱的是，山西话居然还有吸气的音。
孙一败下阵来。
他让贾道士和琪琪格加上一些蒙语好的通讯兵，组成一个小组以夷制夷，由这个小组裁决特殊发音的拼音。
小组成员被孙一忽悠地雄心万丈，要求力德尔爷立刻马上把新拼音的代码订下来。
这个倒不难。孙一在制定通讯体系时，采用的就是分层设计。孙一把新扩展的辅音字母规定成数字，分散到70，80，90三个组；又规定60开头的元音组的最后一个数字69代表平仄，当一个元音后出现一个69就表示这个音是仄声。
旗语从1到9的表示方法通讯兵早已烂熟，他们立刻开始试着用旗语拼读各种汉语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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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与情节无关，不感兴趣的读者可跳过）
明清官话
普通话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北京话是怎么形成的？明清皇帝上朝时说北京话吗？
其实，真正北京话的历史并不长，普通话的历史则更短。
中国国土广阔，各地均有方言，为交流、行政、管理等需要，四千年前夏代便产生了“雅言”，不同时代的“雅言”均不一样，特别是晋代、宋代两次衣冠南渡，变化尤多，但原则上都以中原伊洛地区方言为标准，比如金代的北京人，就以洛阳读书音为正音。
元代北京成了首都，但官方场合所用仍是中原口音，只是与本地方言有所结合，形成了大都话。朱元璋灭元后，各地移民大量入京，大都话渐式微，由于河北移入人口较多，故北京民间方言以河北口音为主，而官方则使用“雅言”，即河南官话。到朱棣迁都北京，江淮官话对北京方言产生了一定影响。
明朝传教士利玛窦在给欧洲同僚的信件中描述：“中国十五省都使用同样的文字，但是各省的语言不通。还有一种通用的语言，我们可以称它为宫廷和法庭的语言，因为它通用于各省法庭和官场。”
他还在回忆录中说道：“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会中是不说的。学会了官话，可以在各省使用，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
清入关后，前期和中期上朝均用满洲话，汉臣必须学习满语，但民间则出现了旗下话、土话、官话三者杂糅的趋势，北京话正是这三者结合的产物，北京话音调高，即受东北话影响，此外很多方言来自东北土话。
清中期，清宫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话。1728年，雍正设“正音书馆”，在全国推行北京话，规定读书人听不懂北京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甚至童生不得考秀才。虽然推广力度甚大，但各地敷衍推诿，到嘉庆时，“正音书馆”纷纷关闭。
北京话在入声消失后又派入了现代四个声调，造成了平仄混乱，严重影响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理解。以北京话为母语的人，若想写传统诗词将十分辛苦。所以形成了一个格局：北京口语音和北京读书音。
一直到民国初年，老北京读书人并不用市面上的北京口语音读书，而是采用北京读书音。其特点在于，所有的入声字都读成短促的去声，韵母上也模仿南支官话。
现代北京话还保留了一些读书音痕迹。北京话的部分多音字，如“剥”皮——“剥”削，“择”菜——选“择”，家“雀”——孔“雀”，后一个读音正是源于文读。
只会北京口语音并不能获得读书人的认同。著名学者傅斯年在北京学了一口京片子，却被家人指责在说“老妈子的话”。祖籍常州，生在北方的赵元任幼时虽然家里口头说北京话，读书却要求用常州话。一次，赵家请的北方先生教把入声字“毓”读成了去声，赵父大惊失色，旋即将其辞退。
清末民初确立的老国音，就是北京读书音基础上的修改版本。
民国时，教育界提出以北京音为国语标准音，未获批准。最终由各省代表投票，确定了《国音常用字汇》，即成国语。
解放后，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确定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