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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找了一个借口——清君侧，诛杀杨国忠，以此作为起兵造反的理由。
造反之后，安禄山并没有仿效当年唐高祖李渊采取的策略：先攻打太原，然后渡过黄河直接夺取长安。相反，他选择了一条更为稳妥的路线：从河北向南进军，首先攻占东都洛阳，接着再进攻长安。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方案对安禄山而言是一种保险的选择呢？
原因在于，尽管安禄山兼任河东节度使一职，但实际上，他无法调动河东地区的边军。
而且，山西相对于河北具有地势上的优势，处于高处俯瞰的位置。从山西发动对河北的攻击相对容易，而反过来则比较困难。
如果安禄山一开始就决定攻打河东地区，并企图在夺取该地后再向关中进军，那么他极有可能会在早期阶段陷入激烈而艰难的战斗之中，从而丧失掉先发制人的战略优势。
与拥有强大兵力的河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河北和河南地区并未驻扎精锐之师，可以说是毫无防备的状态。
因此，对安禄山来说，从河北向南进发，率先攻克河南，占领洛阳，然后再攻下长安，显然是最为安全可行的策略。
从后来事情的演变来看，安禄山的这个计划确实是一个相当稳健的方案。叛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沿着路线南下，几乎没有遭遇什么有效的抵抗，轻而易举地渡过了黄河。
在叛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河北之际，张明转世的李隆基又在做些什么呢？
起初，面对源源不断从河北传来的军报，李隆基竟然表现得无动于衷，他固执地认为这些都是那些讨厌安禄山的人编造出来的谎言，目的就是为了诬陷安禄山。他根本无法接受安禄山会起兵反叛这个事实。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奏报如雪花般纷纷扬扬飘来，每一份都在向李隆基证明着同一个事实——安禄山确实造反了！这一次，李隆基再也无法自欺欺人，他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自己最信任的臣子竟然背叛了自己。
眼看着局势愈发危急，唐玄宗心急如焚，立即召集杨国忠等一众朝臣前来商议对策。可是，在这场至关重要的御前会议上，那群平日里口若悬河的大臣们此刻却突然变得哑口无言，他们面面相觑，谁也拿不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主意来。整个朝堂陷入了一片死寂之中，只有玄宗焦虑的呼吸声在空气中回荡。
事实上，并不是众人想不出办法来，而是应对之策显而易见——派遣一员猛将率领精锐部队前往洛阳抗击叛军即可。
然而，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央军队已然形同虚设。将领们几乎没有作战经验，士兵们更是一群只能充当仪仗队的无用之人。让这样的军队去抵抗叛军？简直是天方夜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正因如此，众人才会束手无策。
瞌睡来了送了枕头，当李隆基焦头烂额之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恰好入京觐见并主动请求出征，成功地解决了无人统率军队平定叛乱的难题。
然而，唐军整体兵员素质低落这个棘手难题，并不是封常清可以在短时间内迎刃而解的。这就如同，一头猛虎率领着一群绵羊，怎么可能战胜另一头猛虎统率的狼群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封常清抵达前线不久，便遭遇叛军重创，一败涂地。紧接着，洛阳也不幸沦陷。
在洛阳沦陷的同一时刻，叛军以惊人的速度和力量迅速攻占了陈留、荥阳等多个重要城市。而此时距离安史之乱的爆发仅仅过去了短短一个月而已。
当前线传来战败的消息时，朝廷上下一片哗然，满朝文武都震惊不已，唐玄宗更是惊恐万状。
这场战败如同雪崩一般势不可挡，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必将导致军队士气低落，最终兵败如山倒，大唐王朝也将面临巨大危险！
为了鼓舞唐军的士气，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他下达诏书，将责任归咎于封常清，并将其贬谪为平民，派遣到驻守陕州的高仙芝麾下效力；另一方面，他又郑重宣告天下，自己即将亲自出征，前往陕州前线监督战事。
李隆基刚刚在长安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高仙芝就在封常清的劝说下，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陕州，率领军队向西撤退，一路直退到了潼关。
实际上，如果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叛军多数都是骑兵，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经历过无数次战斗，如狼似虎，可以说是身经百战的老兵。相比之下，高仙芝所率领的部队大多数是步兵，而且其中大部分士兵都是新招募的普通百姓。在这种双方兵源素质存在巨大差距、装备也有所不同的情况下，高仙芝选择退守潼关，避免与叛军进行野战，无疑是最为明智的决策。
然而，对于高仙芝来说非常明智的举动，在唐玄宗眼中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这个时候的李隆基，最为害怕的事情莫过于战败后的士气低落，甚至一败涂地，因为这会严重损害他英明神武的形象、对于张明转世的李隆基来说不允许失败。没有想到，高仙芝竟然直接放弃防守陕州。可想而知，如果这件事传扬开来，将会产生多么恶劣的影响！这不就相当于直接打了玄宗的脸吗？
因此，玄宗对于此事的态度是异常愤怒！盛怒之下，他立即下达旨意给监军太监边令诚，命令边令诚在潼关前线处决高仙芝和封常清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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