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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日侨开会，以中村事件借题发挥，煽动日侨仇华情绪。
与此同时，沈阳南满站附属地缝纫厂，大量赶制中国军服，却用途不明。一切征候都表明，东北的形势险恶，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正当日本法西斯磨刀霍霍，东北形势岌岌可危之际，国民政府在东北的防务甚为空虚。不久前的191年7月18日，石友三在邢台宣誓：就任广州政府所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职，发出了讨伐张学良的通电，率军北上。
7月日，张学良发出讨伐石友三通电。东北军主力大都抽调入关，黑龙江仅有的两个国防旅，也都在这时调入关内。时东北军人对石友三感叹道：“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连苕帚疙瘩都拿出来了。”当时吉、黑两省的东北军仅剩5个旅，而且武器低劣，其中两个旅仅为两团编制。辽宁省内也仅留下王以哲第7旅，张廷枢第1旅和张树森骑兵第旅。
东北除军事防务空虚以外，军政领导核心亦非常薄弱。事变发生前夕，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在北平休养，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正在家中为父祝寿。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在锦州为父治丧，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正在北平，他还兼任讨伐石友三的总指挥。在沈阳，只有辽宁省政府主席藏式毅、外交特派员王镜襄等。
对于日本的阴谋，张学良并不是一无所知。7月间，荣臻将军就向他报告说，日本军队企图挑起事端。8月，驻北大营的第7旅旅长王以哲，预感到日军要采取行动，专程到北平请示张学良。张学良指示说，蒋委员长要求暂时不抵抗，遇事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采取拖延方针。
事变前，张学良曾向蒋介石汇报了日本的过激行动，可能发生军事冲突。蒋一再告诫张学良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7月1日，蒋于江西剿共前线密电张学良，对日军在东北之挑衅，须极力忍让，勿生事端。“此非对日作战之时”。
此时的蒋介石感到十分为难，从国内形势看，当年7至9月，发生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水灾。全国湘、皖、鄂、苏、赣、浙、广、闽、川、豫、直、鲁、辽、吉、黑、热等16省受灾。仅江淮水灾就有86县受灾；受灾人口511万，占江淮总人口的5%；受灾农田1.6亿余亩，占江淮总农田0%；死亡人口4.499万人，经济损失达亿元。
政治方面，蒋介石虽然打败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新军阀，但中共势力异军突起，势力蔓延到鄂、豫、皖、苏、赣、闽、湘、浙、广等省，先后两次围剿均损兵折将。这次蒋亲自披挂上阵，调集0万大军进行围剿，以求一战而彻底剿灭。就在此时，两广地区胡汉民为首的地方势力，再次掀起政治风潮，对此他不得不采取忍让态度，以求彻底剿灭中共势力后，再作处置。
国际方面，中苏关系恶化，张学良在上年与苏军还爆发了军事冲突，虽然没有激化为两国间的重大事变，但两国实际上已经断绝了外交关系，处于敌对状态。
从实力方面看，日本是当今世界军事强国，连英美也得让它三分，客观地说，中日两国军事力量不在一个档次上。国民政府近几年来虽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中国贫穷积弱的面貌不是一下子能够改变的。蒋介石曾提出十年建设计划，在他看来，中日战争难以避免，给他十年时间，就可以在各个方面进行必要的准备，也可以缩小与日本的差距。
此时正是中国最关键的时候，日本选择此时动手，应该说是其精心策划的罪恶结果。
蒋介石有一个战略，就是忍让以争取时间，尽量避免与日本的军事冲突。甚至幻想“以夷制夷”，把遏制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于西方列强。
8月，“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又以“铣”电致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忽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张学良见东北形势吃紧，且石友三叛乱已经平定，遂准备于9月6日回沈阳。正待动身，接到了日本特务土肥原阴谋暗杀他的密报，便迟疑没有行动。
蒋介石对张学良仍放心不下，唯恐东北军采取行动，扩大东北事态，打乱他的剿共计划。在蒋看来，东北毕竟是张家父子的独立王国，是奉系军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张学良岂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侵略者侵占自己的家园，难免在紧要关头，爱国激情冲破忍耐的极限，起而抵抗。故于9月11日，蒋介石密电张学良，要他于1日去石家庄会晤。
张学良乘专车赴石家庄，蒋介石亦乘专车自汉口赶至，二人于蒋的车厢内进行了密谈。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汉卿，最近获可靠情报，日军将要在东北动手，我思考再三，我们现在正处在极为困难时期，要对付广东和共军，又要救灾。实在没有力量与日军对抗，到时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以期和平解决。”稍停，又接着说：“你命令东北全军，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麻烦了。明明是他们先开衅的，而他们却可以说是我们先打的，到时有口难辩啊！”最后，蒋又强调：“我这次和你见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此时，驻防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旅长王以哲、参谋长赵镇藩，深感形势咄咄逼人。他们接到了张学良的通知后，遂召集了第7旅上校以上军官研究形势，到会人员一致认为必然要发生事故。王以哲说：“东北日军的形势，张副总司令已报告南京，蒋总司令指示，若日军行动，暂不抵抗，一切事态靠外交解决。蒋总司令要求张副司令，要效法印度甘地，与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张副司令再三指示我们，要按蒋总司令的要求去做。”
蒋介石想用当年济南“五.三”惨案的办法来对付日本。以夷制夷，依靠英、美帝国主义来遏制日本。想不到日本对侵占东北作了周密的部署与计划。中国政府的忍让，使日本得寸进尺，纵容了其狼子野心。东北军的避战求和，防务空虚，成为日本发动侵略的绝好机会。
按照精心策划的计划，191年9月18日夜10时0分，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北大营为名，率7、8名部下，在中国军营--沈阳北大营南800米的柳条湖铁路轨上，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隆”的一声巨响，一团硝烟冲天而起，划破了寂静的夜空。
“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日本关东军以爆炸声为信号，由张学良的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的助手，今田新太郎大尉为指挥，率日本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抢先杀进了北大营。板垣征四郎立即以关东军司令的名义，命令第9联队进攻沈阳城，独立守备队从北面进攻北大营。
当日军向驻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进攻时，旅长王以哲不在军中，旅参谋长一面下令部队紧急待命，一面打电话向东北军总参谋长荣臻报告，要求部队进入阵地。
荣臻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11时许，日军在重炮掩护下，开始进攻北大营。
翌日时许，日军迫近营垣，赵镇藩见情势危急异常，遂下令全旅突围。突围之际，部队伤亡很大。当赵率部抵东陵时，遇到该旅军械官方贵，方贵传达了王以哲的命令：将全旅官兵枪支搜集到一起，放在东山嘴子库房里。赵见日军紧迫，没有传达。凌晨5时，第7旅撤退到东山嘴子，旋即退到山城镇。王以哲赶到军中后，逐渐将部队带到锦州。不久入关。
北大营遭日军炮击后，荣臻即到沈阳城中三经路的蒋斌家召集紧急会议。荣臻讲了他曾电话向日本驻沈阳总领事交涉，日领事推说这是日本军部所为。荣臻与众人议了一会，没有结果。这时，北平张学良官邸电话接通，接电话的乃卫士长谭海。荣臻急问：“张总司令呢？”
原来，这夜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到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的《宇宙锋》。张学良为人性情豪爽，兴趣广泛，对梅兰芳的表演更是入迷。正在兴头上，谭海急急赶来，附耳告诉张说：“总司令，沈阳荣参谋长十万火急电话说，沈阳日军炮轰北大营，现在正攻打沈阳城。”
闻此，张学良急忙赶回官邸，接了荣臻的电话，当荣臻述说了事情的真相，请示如何处理时，张学良回答：“按蒋总司令8月16日‘铣’电去做。”刚说到此，电话中断，呼叫不通。
9月19日拂晓5时许，日军占领北大营后，进入沈阳城中。时荣臻认为，即使关闭城门，日军也会用炮轰击，不如打开城门，听其自便。沈阳城门大开，日军一炮未发，部队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中。
日军进占沈阳城后，当即贴满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安民告示”。“安民告示”除欲盖弥彰，颠倒黑白之外，俨然以一个占领者的姿态出现。
日本侵略者对沈阳的侵略，给中国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日军任意掠夺，据后来不完全的统计，仅9月18日夜，沈阳城的损失就达18亿元之多。
19日凌晨零点0分，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令辽阳师团大举进攻沈阳近郊，独立守备队辽宁骑兵旅攻长春，独立旅攻凤皇城和鞍山，炮兵团从旅顺向沈阳进发。同时，急电青岛日军司令、朝鲜军司令派援军入东北。凌晨点，日军第师团攻入辽阳。当天，日军占领安奉、辽阳、营口、盖平、复原、海城、鞍山、铁岭、四平街、公主岭、安东、长春、本溪、凤皇城、抚顺等0余城。
0日，日军在沈阳组织军政、民政两公所。土肥原为沈阳市长，并改沈阳为奉天市。
1日，日军又占领了吉林市和吉长、吉敦两铁路。仅一个星期，日军就攻占了辽宁，吉林两省。那么，蒋介石、张学良如何应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