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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宣命令按照之前的约定，派遣卫兵将道士许迈等五人送到白马寺削发为僧。另外，焚伪经十五部，天师道观、田产全部没收，境内黎民不准信奉天师道，禁止炼制和贩卖五石散和长生丹药，天师道的道士可以改修内丹法。成立宗教局，境内所有的人没有经过政府的同意不能出家做道士，不能成立任何宗教团体。
佛道之争落下帷幕，法和带来法常等人的请求，要求在南阳和荆州等地建立寺院。对于这个问题刘丹和襄阳几个大佬一起讨论佛教的问题，法和作为有关方列席会议。因为刘丹印了不少佛经，大家对于佛教也算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佛理是说得不错，不过佛教徒不事生产，乞讨为生，对于统治阶层来说可不是好事。
习嘏道：“道士说佛教徒不蚕而衣，不田而食，不娶妻养子，长此以往，国灭人绝。佛教花费巨大，却对国计民生无丝毫益处，比任何灾害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话也不全是谬误啊。现在很多人落发为僧不是为了修行，也不好好作功课，只是为了混一口饭吃，还有一些作奸犯科之辈为了躲避朝廷的刑法，逃进庙里，让寺院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这可不是好事啊。”
对于佛教传播带来的社会问题，法和也都知道。天师道说僧徒不蚕而衣，不田而食；兴造佛寺，苦剋百姓，使得国空民穷，是谓“破国”。这种看法，应该说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乃是寺院过度发展、僧徒冗多秽杂的一种反映。东晋以来，类似的指斥屡见不鲜。
刘丹知道后世的东晋权臣桓玄就曾斥责僧徒狠杂，骄奢自悠，寺庙、佛像竞为奢侈，“天府以之倾匾，名*器为之秽默。”甚至寺庙成为避役者和不逞之徒的通逃数。故下令沙汰僧众。即便慧远，也不能不承认“佛教陵迟，秽杂日甚，每一寻思，愤慨盈怀”。刘宋、萧齐时，朝廷都曾下令沙汰僧人或禁止出家、禁止造寺铸像。即使僧佑，也曾于永明年间奉救人吴料简僧尼。所谓“料简”，即淘汰其冗杂之意。此种寺庙、僧尼畸形发展以至妨碍经济、甚至蠢害政治的现象，适足以成为道教人士攻击佛教的口实。
历史上出现过灭佛的事情。他们分别是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魏太武宗灭佛，北周武帝灭佛，跟后来的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由于其中三位帝王的谥号或者庙号都带有武字，所以史上称之为“三武一宗灭佛”。
佛教是外来宗教，佛教的发展，给寺庙和僧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加上佛教寺庙往往享有免税，田地，女婢，奴隶等特权，这造成了社会财富向佛寺的极大集中，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唐朝会昌灭佛时就说“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另外，由于僧侣不事生产不服劳役，还拥有大量仆役，在人力资源匮乏的古代这一现象对社会经济和军事造成的影响更加明显。寺院经济力量的过分发展，终于引起了世俗统治阶级的强烈不满，而僧侣不守戒律霸占田产鱼肉百姓的行为更积累了大量社会矛盾，种种交织在一起的矛盾激烈时，导致通过政治手段加以解决。中国佛教史上所谓
“三武一宗”之难，也就是这种矛盾斗争激化的结果。
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那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438年)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他还听信宰相崔浩的谗言劝谏，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陕西黄陵）起义，有众十余万人。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崔浩劝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废佛后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后来也因撰《魏史》，书中蔑视胡族而遭腰斩，其族人被诛者百余人。灭佛两年后，如日中天的太武帝，竟被宦官杀死，年仅44岁。他两个儿子也相继死于宦官之手。452年文成帝继位后，即挽回祖父的错误，再兴佛法，云冈石窟就是他下诏建造的。
建德三年（574），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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