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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爱冲动的人，担心真把事情闹到报纸上，那丢脸的就不是他一个人，而是日人国家的声誉。福泽前脚刚一离开外相官坻，井上馨后脚马上找来横滨正金银行的头头，商量让他们拿出0万日元，先把福泽安稳下来，剩下的以后再说。
金玉均虽然对金额很不满意，可也没有办法。就是这小小的0万日元，日人也并非是要他搞什么狗屁改革使用的，而是作为经费要金玉均回国搞**的。
其实朝鲜向日本借款这件事，一开始金玉均和日人就被人忽悠了。国王的亲笔信好说，随便找个人写写就行，反正国王的笔迹从来就不曾示人过。但是要用朝鲜的海关税作担保，那可不行，光是大清那头就通不过。小李国王的老婆闵妃感觉这样弄会给朝鲜带来被动，就两头忽悠，一头让金玉均舔着个脸去找日人借款，承诺“要天许半爿”；一头让大清派来协办朝鲜海关事务的穆麟德出面，找到驻朝日人公使小鬼子竹添提出，金玉均与日本的借款交涉纯属个人行为，与朝鲜政府无关，更与国王无关。这才有了小鬼子竹添往国内发电报，指出“金玉均的国王亲笔信可疑”一事。而且这个时候，朝鲜也立即将关税业务转让给了朝鲜国家银行，这样以关税抵押借款的方式也就化为乌有了。结果是金玉均、福泽与井上馨三人闹起了狗咬狗一嘴毛。
金玉均再次回到国内，便失志不移地公开闹起了改革浪潮，不仅如此，还将那张早被袁世凯封杀了的《汉城旬报》，也趁机从日本关岛再次在汉城复活。当然，《汉城旬报》之所以能够在汉城重新开张，实则是因了一个人的策动，而这个人正是伊藤博文。伊藤博文认为，光是让开化党人扯起嗓子在朝堂上大喊大叫还不够，还要有公众舆论工具为他们进行鼓噪助威。他要福泽谕吉加大《汉城旬报》在汉城的发行，为开化党人的改革吹响号角，震动震动影响力。
福泽忙找来井上角五郎，问他《汉城旬报》在汉城办的是否还可以。不料井上角五郎一脸哭丧地道，报纸只能在关岛卖几张，汉城压根就看不到影儿。福泽吃惊地说：你怎么搞的，怎么会是这样呢？井上角五郎告诉福泽说：竹添公使根本不知道报纸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袁世凯一抗议，他就让《汉城旬报》在汉城停了。福泽说，是这样？福泽去见伊藤伊文当面汇报情况，伊藤伊文得知这一情况，啪地拍了下大腿，高叫说“是我疏忽了。当时你告诉我要在汉城办张报纸，可我竟忘记将这件事告诉竹添了。
伊博文很快通知小鬼子竹添，要他暗中支持一下。随后井上角五郎返回汉城，《汉城旬报》又在汉城重新开张。等袁世凯再去找到小鬼子竹添交涉时，竹添只是搪塞。从此，《汉城旬报》彻底成了日人在朝鲜进行反清排清的总先锋。开化党人在日人的多方面支持下，其反清排清行动从暗中开始走向半公开化，后一时竟还成了气候。
然而，以闵泳骏、闵泳穆、金允植、赵宁夏为主要骨干力量的事大党，他们都是闵氏集团的实力派。在朝鲜王室权力机构这些人个个手里都握有实权，再加上大清驻军少壮人物袁世凯在背后撑着腰杆，他们对开放党这帮缺心眼子的毛头小子们的骚动之举，毫不客气地予以反击。他们还将朴泳孝调离汉城，想以此分化瓦解开化派，使其改革工作受挫。事大党与开化党两股势力开始了激烈的交锋。
可是，由于壬午兵变清政府及时出手，削平了叛军，保护了小李国王和闵妃，帮助他们巩固了权力，再上袁世凯极为强势的外事处理作风，大清上国的声威笼罩整个朝鲜，中国的驻军与专员，顾问人员，在朝鲜享有至高无上的声誉与特殊的权力，朝鲜亦心悦诚服地接受指导，即便是因大清对宗主权的强化所引起高压与屈痛，也是逆来顺受，不敢稍露半点不满情绪。
但是宗主国的威望不是铜墙铁壁般坚硬，倘若一旦发生动摇，即刻会引起藩属国的轻视，继而是厌烦再行疏离。
中法战争的爆发，由于清军在战场节节败退的消息传到朝鲜，大清在朝鲜的威望迅速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原来想冀望于大清庇护的朝鲜王室和亲清的事大派也开始动摇。同样，中法战争也让日人感到又一次机会来了。日人从“壬午兵变”中领悟到了一个痛苦的教训；那就是他们在朝鲜问题上，根本无法绕过大清这个宗主国，任何对朝鲜的非分之想，只有在下定和大清一较胜负的决心以后才有可能实现。然而他们自忖目前还没这份能力，还无法下这个决心。
现在由于大清正处战争期间无暇东顾，吴长庆在朝鲜驻的部队也一半撤回了国内。清、日双方在朝鲜的军事力量对比也在发生着变化。这时总是好忘记性的日人又要蠢蠢欲动了。因为他们把这场清法战争早已看成是天赐良机。
不知是上天真的是有意在眷怜开化党与日人，还是上天故意使大清雪上加霜；接连发生的“《汉城旬报》事件”与“李范晋事件”，更使得大清一度陷入困境和被动。
所谓《汉城旬报》事件，是日人为恶意中伤大清，挑拨大清与朝鲜目前所建立的良好关系，煽动朝鲜民众仇视大清为目的，而指使井上角五郎利用《汉城旬报》向大清射出第一粒子弹。
事情是这样的，1884年4月，有一位大清军役商人到朝鲜商人崔宅英经营的药房购买人参，因当时药房没有存货，两家商定由大清军役商人先付款，日后货到了再来取货。可等到人参到货大清军役商人来取货时，崔宅英竟然耍起无赖，一口否认有先存款之事。大清军役商人一怒之下，回去领来十多个清兵，将崔宅英的药房捣了个稀巴烂，还将崔宅英揍了个只会出气不能进气儿。事件发生后，《汉城旬报》便歪曲事实报道，矛头直指大清，说是清军大本营预先计划好的作剧而大书特书。大清驻朝商务总办陈树棠得知这一情况，同袁世凯一起立刻前去质问该报社长井上角五郎，请他提出证据，说出清军军官的名字，坚称凶手是朝鲜人冒充的。同时，部分清军因不满该报之诬蔑，便去该报社门前抗议。
这一事件尚未平息，又发生了“李范晋事件”。
5月间在朝鲜的大清商人，购地建清商会馆，其中大部分土地是购自朝鲜官员李范晋兄弟三人。当清商购得李范祖、李范大两兄弟的土地后再购李范晋的土地时，双方却发生了问题，作为三兄弟当中的老大李范晋突然变卦坚称不卖了。而李范晋这块地又刚好正处在李范祖、李范大土地的中间，若购不到李范晋的土地，则先前所购的土地便成了废地。很明显这李范晋等于在摆了大清商会一道。大清商会多次请求李范晋将其土地出售，并表示愿出高价，但李范晋却置之不理。这位李范晋不仅其父曾任朝鲜王国的兵曹判书，其本人也是正言三品官职在身，他便以此坐大，虽但屡求不应，并且开口大骂。尤其得知这家伙还是亲日派线上人物，大清商董熊廷汉不由怒火中烧，率领0余商人，把个李范晋捆了个结实，送到陈树棠商务公署，强逼他承认在其土地中开出一条路来，以便两旁土地方便过往。
根据朝鲜法律，一般司法机构不得治罪贵族，但是大清商人却把李范晋强行押在驻朝商务公署治罪，招致朝鲜上下极大不满，闹起了很大风声。
结果由大清商务专员陈树棠亲自出面道歉，并革除了熊廷汉的商董之职，这件事才算平息了结。
以上这两件事遂成了亲日派开化党人攻击大清国的借口。在开化党同日人的极力煽动和宣扬下，大大激化了朝鲜民众的反清情绪。由于陈树棠对两次事件的处理欠妥，就连事大党人金允植也猛烈抨击陈树棠的措施失当。还有那个叫阿苏敦的英国代理总领事也对此事件发出抗议，致使事态越来越严重。而在大清国内的李鸿章得知事情的原委后，对于陈树棠的草率了事十分不满，曾一度想要撤换陈树棠，可惜一时挑不出合适的人选。
同时，事件的突发演变，也使得事大党人势力渐渐处于下风。不过，好在他们的背后还有一个强力的支持者，大清驻朝清军的少壮派袁世凯。在袁世凯的极力打压下，亲日派开化党一时还翻不起多大浪花。就连日人由于壬午兵变中袁世凯让他们饱吃苦头，在日人心目中也以“犹以袁为劲敌”，故不敢轻易造次。但是日人还是决定再试上一次，也许是日人的屁股上次被打得还不够疼，也许是日人不甘心放过眼下极好机会。日人决定再跟大清玩上一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