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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为了答谢大清，闵妃和国王李熙还专门在南别宫举办了一次盛大宴席，招待来自大清的驻军将领。当时受邀的吴长庆、丁汝昌、张謇、袁世凯。而却不见有张光前、吴兆有、黄仕林等人。
单就这一事例来看，此时的袁世凯在庆军中虽然才只是一个营务处总帮办兼代理一营营官，在经过了这次平定壬午兵变后，袁世凯在吴长庆心中所处地位和重视程度，以及他在朝鲜王室所获得的信任和赏誉，由此可见一班。
后来，闵妃和小李国王又曾两次单独召见袁世凯，至于他们在一起说了些什么，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关于袁世凯率领护卫队迎接闵妃一事，日本有位叫佐藤铁治郎的史学家曾不容置疑地坚定认为，袁世凯从忠州护送闵妃回汉城的路上，这中间两人曾经发生过男女之间的龌龊事。及至回京城后，两人这种关系也一直保持不断。据日本著名学者竹内实《在从大正时期的中国形象及袁世凯之评价》一文中介绍及推断：佐藤铁治郎前后在朝鲜汉城与中国居住长达三十年之久，其中大约二十年是做新闻记者工作。袁世凯一进入朝鲜就被这人盯上了，经常跟在袁世凯后面写写记记。后甲午战争爆发，袁世凯含愤回国。佐藤铁治郎之后也从朝鲜回了国，不久就来到了中国天津，在天津租界内开了一家报馆。
1909年春，佐藤铁治郎用中文写出一本书，书名叫《袁世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用地地道道的流利中文写作！也真够难为此人了。据说这部书的内容主要写了袁世凯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其所经历的传奇色彩。不仅叙事清晰，文采飞扬，而且颇具传奇色彩。只可惜这部难见的奇书，在这年夏天印刷完毕，即将装订成册之际，被一把火烧了。具体原因是，出书这件事被当时天津海关道蔡绍基知道了。蔡绍基任天津道是经袁世凯保奏的。蔡绍基是广东香山县人，和孙文、唐绍仪是同乡。同治十一年由南北洋大臣选充官学生，奏派赴美深造，精于西学。光绪七年奉调回国，经调赴朝鲜及在直隶办理洋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蔡绍基与袁世凯相识，关系甚密。
出了这么大一件事，蔡绍基岂可坐视不管。于是，他把这一严重情况报告了袁克定。他们均认为，此书出版会影响清朝与日人的关系，因此要求停止出版。在他们的多次交涉下，日人驻华公使小幡酉吉也出面干涉，要求妥善处理。后由小幡酉吉致电日人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后，由袁克定出钱将尚未装订成册的《袁世凯》印样全部买下，统统付之一炬。说统统付之一炬也不准确，因为在焚烧过程中，被小幡酉吉偷偷地掖藏了一册。至于佐藤铁治郎在这本书里到底写了什么，使袁世凯如此深为忌惮，除了当事人才能有所知情，一般外人就无从所知了。不过还好，我们从当事人的一段话里还是可以略窥一斑端倪的。小幡酉吉在致电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报告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在当地专管在租界居留地内发行汉字新闻的时闻报社，有一个以袁世凯为题的著作出版计划，已广泛地在新闻杂志上作广告。说书已经印刷完毕，正处于装订的阶段。这是一本暴露袁世凯一生秘事私行的书。其发行之目的，是满足世人之好奇心，以图获经济利益。此目的一开始就知道的。租界内西村警察署长曾告知时闻报社社主本邦人佐藤铁治郎，袁世凯一书的出版，也许会对日、清两国外交产生影响啊……
报告里的“秘事私行”都有哪些呢，其中是否也包括了袁世凯在朝鲜时与闵妃之间的“秘事私行”呢？这就不好妄加猜度了。
不过有一个人对袁、闵“私密”之事作出了否定，这个人就是当时驻朝鲜外交通商顾问，后来的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
马相伯以其驻朝鲜外交通商顾问的身份，曾多次见到闵妃。他在上世纪0年代《一日一谈？闵妃之死》里面这样说道：袁曾经告诉我说，高丽的闵妃非常**，有意和他私通，我却不信：第一，一个国家的母后，无论怎样**，要想她同一个外国使者有苟且行为，恐怕是很难，这种体面，只要稍微有点身份的人都不愿忽视的。第二、闵妃这个人依我看来，绝不会如袁所说，那样不自爱。当我在高丽任指导改革新政事宜时，常有机会觐见闵妃。就容貌说，她实在是我有生以来所看见的第一个美人。她的身体适中，脸儿作鸭蛋形，鼻儿高高的，皮肤非常洁白匀润，乌黑的头发。态度非常娴雅庄静。
马相伯的话实在让人直想喷笑，那么大学问的人真不会说话。且话说了还不如不说呢。
按照马相伯的“第一”说法，一个**的母后**要**得体面些，和一个外国使者**就不体面。那么又有哪个国家的王八头儿在走“夫人外交”时，莫不是都把自己的漂亮老婆擦洗干净后，送到人家床榻上？至于马相伯的“第二”说法，就更滑稽了。他早已色迷迷地把人家闵妃全身上下臆淫了个遍，完了却似乎在霸道着说，我看见的第一美人儿，你袁世凯是不可以搞的。要搞你也只配搞搞朝语电影《丑女大翻身》里康汉娜之类。
且不说袁、闵两人到底做还是没做那事儿，你马相伯都不该为了抑袁贬袁而公开泄人私密。袁世凯早被人污秽泼尽，骂过千万遍了，也就不缺你这一贬了。可对于早不知被你臆淫了多少遍的心目中“第一美人”闵妃来说。却是名誉大大受损，何况又是一国皇后呢！是的，袁世凯是对你说了他和闵妃的事，可那是对你一个人说的呀。这事儿你不说又怎么会有第二个人知道？或许是袁世凯故意说说“逗你玩”，也不是没有可能。
在当时及至后来一段时间内，日人最切齿痛恨的就是袁、闵二人，日人极尽其能事地侮辱这两个人。因为是袁世凯让日人在朝鲜过了十二年的生不如死的日子；因为是闵妃一手牵绳一手敲锣地将日人当猴耍了十二年整。
闵妃重回景福宫，梅开二度，再次执掌朝纲。就在她回京的半个月之前，也就是诱捕兴宣大院君李昰应第三天，在清政府的干预和协调下，朝鲜与日本两国于8月0日在济物浦临时会馆，由日方代表“花鬼子”和朝方代表李裕元，金宏集共同签订了《济物浦条约》，亦称《仁川条约》。该条约共六款，另有续约两款：
日本历七月二十三日、朝鲜历六月初九日之变，朝鲜凶徒侵袭日本公使馆职事人员，致多罹难，朝鲜所聘日本陆军教师，亦被惨害。日本国为重和好，妥当议办，即约朝鲜国实行下开六款及别证续约二款，为以表惩前毖后之意。于是两国全权大臣记名盖印，以昭信凭。
第一,自今期二十日，朝鲜国捕获凶徒，严究渠魁，从重惩办事。日本国派员眼同究治，若期内未能捕获，应由日本国办理。
第二,日本官胥遭害者，由朝鲜国优礼瘗埋，以厚其终事。
第三,朝鲜拨支五万圆给与日本官胥遭害者遗族并负伤者，以加体恤事。
第四,因凶徒暴举，日本国所受损害及护卫公使水陆兵费内五十万圆，由朝鲜填补事。每年支十万圆，待五个年清完。
第五,日本公使馆备兵员若干备警事。设置修缮兵营，朝鲜国任之。（若朝鲜兵民守律一年之后，日本公使亲做不要警备，不妨撤兵）
第六,朝鲜国特派大官修国书以谢日本国事。
大日本国明治十五年八月三十日
大朝鲜国开国四百九十一年七月十七日
日本国办理公使花房义质
朝鲜国全权大臣李裕元
全权副官金宏集
修好条规续约
日本国与朝鲜国嗣后为益表亲好便贸易，兹证定续约二款如左：
第一,釜山、元山、仁川各港间行里程今后扩为四方各五十里（朝鲜里方），期二年后（自条约批准之日起算周岁为一年）更为各百里事。自今期一年后,以杨花津为开市。
第二,任听日本国公使、领事及其随员、眷从游历朝鲜内地各处事（指定游历地方，由礼曹给照，地方官勘照护送）。
右两国全权大臣各据谕旨，立约盖印，更请批准，二个月内（日本明治十五年十月、朝鲜开国四百九十一年九月）于日本东京交换。
大日本国明治十五年八月三十日
大朝鲜国开国四百九十一年七月十七日
日本国办理公使花房义质
朝鲜国全权大臣李裕元
全权副官金宏集
“花鬼子”为此虽然万般历险,九死一生，但终归把事儿闹腾成了。当然，这也多亏了大清国的帮忙！事儿一完，“花鬼子”便一路高唱着日人之歌《樱花》，象只心花怒放的倦鸟似的飞向日本人京。
……樱花樱花绚烂飞舞吧
淋浴那耀眼的光芒永远
再见了朋友让我们在那里重逢在那樱花飘落小路上
“花鬼子”回到东京，在赤坂的临时皇宫向天皇小哥复命。此后没多久，“花鬼子”就被派往俄罗斯当了日人驻俄公使。
缔结了《济物浦条约》，日人暂时得到了满足，也就不再瞎胡闹了。同时，汉城内外又有大清国的“维和部队”驻防着，朝鲜的社会治安渐趋稳定，诸闵重新掌权，闵妃的势力很快又恢复到了兵变以前。没了李昰应势力的牵制，闵妃集团的势力更加锐不可当。
闵妃下手毫不留情，将与兵变同一条线上的李京夏、申正熙、李秉益、金长巽等10余人全部处斩，依旧大举任用闵氏家族。
从闵妃回京那天起到1月这个期间，就有闵泳韶、闵泳顺、闵泳目、闵崇默、闵泳伟、闵应植、闵竟植、闵台镐、闵泳奎、闵泳植、闵勤镐、闵泳翊、闵京镐、闵泳国等10余名闵氏家族的人安置在了朝鲜政府各个要害部门任职。总而言之，但凡朝中显赫职位，非闵氏莫属。较之哲宗时代安东金氏独占所有高官大爵的势道，闵妃实乃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闵妃深知这一切均来自宗主国大清的出兵相助。还有那个青年军官袁世凯，亲自率领护卫队迎接自己回京。闵妃及整个闵氏家族的人都大为感激，亲清的倾向骤然加浓。
这年10月，清朝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委派二品衔海关道周馥、马建忠、与朝鲜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陈奏正使赵宁夏、副使金宏集、问议官鱼允中等，在天津订立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清政府不仅取得了在朝鲜的领事裁判权，而且朝鲜还为清政府一下子开放了4个通商边境，取得了在朝鲜游历及采办土货等权利。在该《章程》之序文中，再次申明了朝鲜为中华上邦藩封。重点强调了此“水陆贸易章程系清政府优待属邦之意，不在各国均沾之列”。这个《章程》的订立第一次在条约上明白确定了中朝宗藩关系，促进了清政府和朝鲜的贸易关系，沉重打击了日人在朝鲜贸易中的垄断地位。清政府还根据章程第一条规定，很快派陈树棠为商务委员驻使朝鲜，负责照料大清商民通商事宜。公正地说，这是一个清朝政府对朝鲜的一个不平等条约。因为在条约中，李鸿章和朝鲜国王李熙搞了个平级。诚然，造就出如此的大好局面，袁世凯实在功不可没。
在清军进入朝鲜之前，袁世凯在庆字营中只不过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下级军官。经过此次兵变，他不但深为吴大叔赏识和信任，而且也为朝鲜王室所敬重。
吴长庆对于袁世凯在此次平乱中的行动表现，给予了一个十六字评语：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并且为袁世凯上报请功嘉奖。
10月10日，此时李鸿章丧假丁忧已毕，回到了天津。李鸿章接到吴长庆的报请，当天就向朝廷上奏保举，他对袁世凯的评价是：治军严肃，剿抚应机。奏请朝廷升袁世凯为候补同知，赏顶戴花翎。同知为明、清两代文官官名，在清朝的官阶为正五品。不过，袁世凯这个“同知”是个候补的，属“第一梯队”。既是这样，也已经很不错了，一个二十三、四岁小青年，忽拉一下搞了个“副厅”，搁现在肯定是要遭到广大“网友”们质疑的。
对于吴大叔的刻意培养和提拔，袁世凯心存万分感激。他在给其保龄叔的信中曾这样写道……得邀吴军门之赏拔，由同知而特保道员，由文案而擢升营务处总办，并历蒙保举，赏加花翎，吾叔之恩，军门之德，几知天高地厚，铭心镂骨，没齿不忘。
自壬午兵变之后，袁世凯在朝鲜逐渐成了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在朝鲜的内政外事上，袁世凯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和主张，这很引起了朝鲜王室及大臣们特别关注。而此时的袁世凯与朝鲜个别官员也开始有着良好关系，除了先前的金允植，他与朝鲜王室派来的迎接官金昌熙，也交往颇深。金昌熙之后和张謇两人也成为了过从甚密之好友。张謇曾对袁世凯说：石菱（金昌熙字石菱）参判者，金匮之华裔，而鸡林之故家也。盛赞其熟悉朝鲜的历史，地理。这么说吧，只要他们三人或他们三人中的两人相聚一起，几乎到了无不“笔谈”的地步。
所谓“笔谈”多指汉字文化圈地域内不同语言者思想交流的方法之一，主要使用汉字以及言文的交流方式，用文字双方相互交换意见或见解。也就是我们现在人通常所说的“书面谈话”。这种方式在近代以前尤为普遍。然而根据现存的谈稿来看，无论中、日、朝、越人的书写功夫，大都风格简洁，明朗，往往随着话锋流转，很会透露出当事人一时不及掩饰的动机。
这日，朝鲜迎接官金昌熙和袁世凯交流目前朝鲜对外关系，袁世凯对其书道：
泰西诸邦视贵邦甚贫，图之不力，如鸡肋然，食之无味。日人如失利于贵国，泰西必不肯为至小至贫之邦而动干戈也。泰西助人攻人者，必求利于败者耳，如贵邦何利之有？日人之兵正弱于陆战，我今日所部各军，可尽日人所来之多少而杀之，特有所未必耳。各洋所谓者惟俄，他不足虚也。贵邦陆通中邦，只守一面水陆，易事也。
袁世凯认为，西洋列强因朝鲜不过一个贫弱小国，是不会前来侵略，那样会得不偿失。日人有心来犯却又力不从心，只有俄国人才会兴其主张。只要你们背靠大清，对付俄人并非难事。
由此可见，袁世凯虽有骄兵之嫌，但这种对时局的判断和观点还是大有可取之处。至少在当时是这样。
袁世凯对朝鲜未来看法和论点，很合张謇的口感。削平了壬午兵变，吴长庆将张謇和袁世凯两人视为左膀右臂。军事上的事基本上全权委托给袁世凯，张謇仍负责营中文案与谋划。这样，袁、张二人每日聚多离少，广泛交流心得。张謇认为朝鲜他日的祸患必将来自俄、日、极不赞同前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的《朝鲜策略》中和日、联美、防俄的“汉奸”主张。同时，张謇对马建忠和李鸿章也多有指摘。在一次与金昌熙的笔谈中表达了他的上述看法和观点。而袁世凯不仅附议张謇，有时甚至漫骂“二马”（马建常、马建忠），献媚日人。
光是私下议论或发发牢骚还不行，接着，张謇又写出了“朝鲜善后六策”向北洋大臣兼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建言。其大意是：为防他日之患，干脆或将朝鲜废为郡县，或在朝鲜设置监国；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令其自改，编练新军，联合我东三省为一气；对日人，则三道出师，归复琉球。
哪知恰逢李鸿章此时已从老家返回天津，阅后随手掷去一旁，嗤为多事，搁置不议。然而，饶是李鸿章如此精明之人，却不曾想到这个被他“嗤为多事，搁置不议”的《朝鲜善后六策》，竞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被动和麻烦。及至后来又因此而累及到了吴长庆，这却是张謇当初所始料未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