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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而宋教仁则一直是同盟会在日本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并且继续留在日本求学攻读法学。
两人私交密切，此刻都在等待宋彪的召见。正在藤条沙发里抵近交谈，窃窃私语，大概是在讨论见到皇上要如何称呼。如何谈及重点之类的，以及皇上日常接见客人的一些规矩。
两人正说话间，宋彪已经在蒋政源的陪同下走了出来。见到他突然过来，蔡元培和宋教仁都很惊讶，匆忙起身，蔡元培当即行躬身礼，宋教仁则犹豫片刻，还是走上前和宋彪握手。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宋彪至少通过照片等情报知道宋教仁长什么样子，他知道眼前这个身穿黑色西装的男人就是宋教仁，只是对方的身材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高。
这一年的宋教仁28岁，和赵庭柱大致相同。比宋彪年长三岁。
这一年，真是中国青年英才尽出的大时代，也正是这些青年在推动国家向前进步。
宋彪和宋教仁握手，很自然的邀请他和蔡元培一起坐下来，而他自己也在一张单人的藤椅沙发里坐下来。
宋教仁显得很恭谨。坐下来就和宋彪答道：“既然全国各省大体都已经承认中华帝国和您是皇帝的现况，我想，我身为国人也必须暂时承认这一点，新帝国的皇帝陛下。”
宋彪并不与他为难，很客气的说道：“如果你觉得尴尬之类的，或者是难以启齿。那就称我为将军，或者是总司令官阁下之类，宋副理事长先生。”
宋教仁犹豫的想了想，答道：“事实就是事实，不容理想主义者去质疑，您是新帝国的皇帝，既然全国大多数的省都已经明确此事，您也即将正式的稳定全国的局势，使得全国人民能在短暂的武装革命之后重新获得宁静而充满新希望的生活，我想应该就没有人可以继续质疑这一点。”
对于宋教仁这种有点拗口和较真的回答方式，宋彪也想了一下，这才答复道：“或许吧。”
稍加停顿，宋彪继续和宋教仁说道：“在推翻满清的中国大革命中，光复会和同盟会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两个革命组织的共同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成功，此后在两个革命组织之间发生的冲突实际上是光复革命和共和革命之争，也是我们坚持彼此原则而导致的。虽然因此发生了小规模的内战，但我们必须明白双方都不是坏人，都是为了让国家强盛，至少我、蔡元培、章炳麟、陶成章这样的人不应该被说成是坏人和革命的毁灭者，这种言论上的攻击是不恰当和不理智的，甚至是疯狂的。同时正如我和蔡元培先生所认定的那样，共和革命看起来很美好，理论说的非常漂亮，其实根本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也没有考虑到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更没有考虑目前军事力量的分散，以及国际环境的复杂，包括我国所面临的各种军事威胁和被侵略殖民的风险。现在，我想这样的革命路线的争论应该已经暂时告一段落，我在此时邀请你过来，也是希望劝说同盟会转变为一个正式的合格的现代政党，参与到国家的建设中来，参与到选举和内阁政府的运转中，而不是继续去做一个颠覆政府的秘密组织。”
宋教仁一直沉默的听着这番话，随即答道：“是的，我此次前来觐见您，同样也是为了建立我国的内阁政府制度和宪法而来。现在，我所质疑的一个问题是否和西方君主立宪体制一样，军队归属政府管辖？”
宋彪答道：“暂时不能，因为中国的军人和普通的民众，包括上层所谓的社会精英都还没有这样的国民素养。如果军队交给政府，结果只会变成日本战国时代那种军阀割据现象，最终还是会破坏宪法，由强权的军事政府上来。我觉得同盟会在这一点上显得过于幼稚，几乎每一个人都很清楚，我所率领的东北军可以完整的控制整个国家的军事力量。还不至于使各省的军事武装相互分裂。如果中国的军事武装继续分裂下去，我们就不可能很好的应对外国的侵略，甲午战争的失败正是此一点真实写照。我和蔡元培等位先生的共识是军队首先皇室化，以效忠皇室为基础，逐步在几十年的时间中缓慢而稳健的过渡到接受民选政府的统管，由此成为真正的国家和国民的武装，而非个人、家族和政党的武装。”
宋教仁看了看蔡元培。这才和宋彪答道：“我也觉得这样是更为稳健的。”
宋彪则道：“我们必须看到现在有一部分人，即便明白这里面的道理，也依然想要维持自己的武装力量。宁损国家和民族，也要利己。比如说赵尔巽兄弟在云贵四川，其他的地方就算了。云南这个地方四面征战，面临着英法等国的吞噬，只靠一省之力去抗衡，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考虑英国对西藏传统的贪婪，我也必须在西藏部署一支真正最为精锐的山地步兵师。赵尔巽仗着云贵远离京师，联合地方势力把持军政，这种分裂趋势一旦被英法利用，后果将不堪设想，即便英国正式要求我承认西藏和云南独立。我在一时之间也难以派兵增援。西藏是中国绝大多数水源之源头，挡着外国从西侧入侵和威胁我国，此地不能丢，云南则是西南进入我国内陆地区的重要屏障，更不能丢。退一万步说，就算没有任何价值，它只要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哪怕只有一寸之土，我们也不能放弃。我是愈发觉得外国之强和贪婪，愈发为之紧张。愈发想要尽快光复我国和中华民族，整顿全力与欧美各国抗衡，更要和日俄雪耻，夺回台湾和远东失去的疆域。现在的问题就是国内一部分人明明知道我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为了私利却宁愿不让我做到这些事。”
蔡元培忍不住感叹道：“陛下，国家积难，内外贼生，真是苦不堪言，如今只能是强行进攻，以强行之暴力结束目前的混乱，唯有保持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和统一的国家，我们才有继续推行光复革命之基础啊。”
宋教仁也只能答道：“陛下和蔡先生说的都很对，我对此也深感遗憾和抱歉，因为纠葛与共和光复之争，现在这种部分地区的分裂局面也是我们同盟会造成的。”
宋彪道：“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还好我和光复会同仁在过去的五年中准备的非常充分，目前也有能力保持全国的统一。现在，我希望同盟会在承认全国统一和君主立宪体制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政党，参与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行政工作中去，集合全国革命志士的力量共同建设新中国。如果同盟会可以做到这一点，并且在两广的选举中获胜，那完全可以继续在两广按照宪法组织地方政府，条件是军队必须接受中央陆军的整编和管辖，我就不会继续从湖南向两广进军。这样的情况对我们双方都是最好的，因为我就能腾出兵力从汉中进入四川、云贵，将骑兵派去陕甘宁，保留一部分军力在内外蒙，防止外立。”
说到这里，他又补充道：“你们都觉得我是沙俄支持的，这大概是反我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我们东北军对沙俄的防备心理是极强的，现在，俄国已经在暗中支持外立，我前几天刚和俄国陆军部大臣交涉此事，如果外立，我必须派兵深入大漠。假如这个时候，同盟会继续在南方和我搞破坏，那我很可能前功尽弃，而外蒙也将独立，国内又是一片混乱。所以，同盟会真的不能再折腾，为了夺取政权而不惜充当搅屎棍的作用，以前是为了中国富强而努力，现在继续折腾，那就是纯属为了夺权而搞破坏了。”
宋教仁点头承认，道：“您说的极是，我现在也是深有同感。同盟会内部会党力量和地方势力极大，特别是近期扩会之后，成员复杂。此时此刻，我们已经不能任由野心家为了自己的目标而破坏国家的稳定和团结，故此，我才请求和您见面，共商国策。”
宋彪知道宋教仁指的是谁。
宋教仁和之间的矛盾实际在成立同盟会之后就已经存在了，在1907年至1909年之间的两次倒孙潮中，宋教仁都是主要的参与者之一，他曾经在同盟会内部说过，“像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到目的，那是怎样都不可能的”。
宋彪不是反感和批评孙先生，但任何人都有缺点，而孙先生之缺点确实是过于追求自己的理想化目标，而无视现实的残酷，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各种复杂局面和威胁。
理想是好事，理想过于拔高就是坏事。
宋彪没有去评说此事，他只是和宋教仁建议道：“尽快建立政党，倡议新的现代政党体制，以党制代替个人，以党章和党的集体政治理念去公开的推动中国发展。我们要推行光复革命，你们要推行共和革命，这显然是矛盾的，而如果你们推行民主革命，我觉得这就是不矛盾。当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主如何落实到人民的身上，我一贯觉得一个省数千万人口，只有几千人投票的选举不是真正的选举，四万万国民至少有1/4参与投票，这才能勉强算是真正的民主。所谓民主，我以为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的讨论，找到一个合适合理之对策，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去教育民众，参与民主决策，参与国家的治理，将选举人票逐步的扩大，从每个省的一万人，扩大到几万人，再扩大到几百万人，最后是全省的所有人。”
听了这番话，宋教仁忍不住的赞同道：“您这样的想法真是太好了，我也一直为此而困扰，即便是在日本，我们所看到的民主和西方相比也非常的差，可至少是开启了民主的第一步。如果有您这样的皇帝在背后作为革命志士的源泉力量，我想，中国的前进已经是不可阻挡之势。”
宋彪想了想，沉重的答道：“少说废话，多做实事吧。我们总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中国如此之大，想要治理好，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一件事，何况我们的积弊如此之多，历史欠账又是如此之重。”
“是啊！”
对于宋彪所说的这一点，宋教仁也是不得不承认。
宋彪想到了孙逸仙所设计的一条道路，即“军政、训政、宪政”之路，这个设计似乎是好的，关键是人治本身的多种复杂性，而军政之路恰恰是地方军阀割据的源头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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