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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病热”。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个理论作了发展,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
张仲景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民间喜用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
尽管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但由于他父亲曾在朝廷做过官,对于儿子谋得一官半职很是看重,就逼催张仲景在灵帝时举了孝廉,从而进入了官场。在建安年间,张仲景被朝廷派到长沙做太守。在那个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张仲景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的为百姓诊病。
张仲景还让衙役贴出安民告示,告诉老百姓这一消息。他的举动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对张仲景更加拥戴。时间久了。张仲景坐堂便形成了惯例。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便聚集了来自各方求医看病的群众,甚至有些人带着行李远道而来。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用来纪念张仲景。
张仲景看到百姓对他非常信任,在医术上更加精益求精,不断探索。他大量采集民间验方。进行认真研究。有时甚至不畏路途遥远,拜师取经。有一次他听说襄阳城里同济堂有个绰号“王神仙”的名医,对治疗扼背疮很有经验。他立即带着行李,长途跋涉几百里,去拜“王神仙”为师。对“王神仙”在药性、医道各方面的独到之处都用心学习研究,获益很大。
虽然张仲景的医术非常高超,但有些病他也不能医治。俗话说,“大兵之后,必有灾年”。东汉末年,战乱频繁,不断的战争导致瘟疫流行。建安年间,瘟疫大流行,前后达5次之多,使很多人丧生,一些市镇变成了空城,其中尤以死于伤寒病的人最多。如张仲景的家族,原来有200多人,自建安元年以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掉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病。
当时因为疫病肆虐,一些庸医便趁火打劫,不给病人认真诊脉,“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和病人相对片刻,便开方抓药,只知道赚昧心钱。更多的人,虽师承名医,却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不精心研究医方、医术,以解救百姓的病痛,而是竞相追逐权势荣耀,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张仲景对这些庸医的做法非常气愤,痛加斥责,并下定决心要凭一己之力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伤寒病。
从此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刻苦研读《素问》、《灵枢》、《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继承《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并于建安十年开始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
在张仲景静心撰写《伤寒杂病论》的期间,军阀混战,王朝四分五裂,张仲景于是就到岭南隐居,专心研究医学,撰写医书。到建安十五年,他终于写成了划时代的临床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共十六卷。《伤寒杂病论》系统地概括了“辨证施治”的理论,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该书被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也被誉为“经方大师”。
现在的张机,还未担任长沙太守,但在荆南一带已经出名,魏延一路打听来到了长沙郡的治所临湘,发现张机此时正任临湘县令,而且还在县衙外面贴出了告示,每逢初一和十五的时候,衙门不办理公事,只接待患有病痛的百姓前来问诊。魏延打听到这里,便能完全确定这个张机就是邺城那位要找的人。
田畴给魏延下达的指令是找机会靠近张机,弄清楚张机近期有没有著述关于伤寒杂病的的医书,若是张机已经开始着手著述,魏延便想办法留在张机身边,保护张机的安全,暗中向北方定期传递张机著述的内容;若是张机还未开始著述,魏延便要想办法鼓动张机离开荆州,前往北方游历,最好是能与华佗见面。
魏延现在的身份地位还不够显赫,暗中能够得到的支援也还有限,以他一个小小军侯的身份,想要顺利完成田畴交待下来的任务,困难不小。不过对于魏延而言,任务越是困难,越能展现自己的本领,他的性格中本就潜藏着挑战和冒险的因子,哪怕现在已经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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