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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朔尔
情势也转变得真快,去年以前,是批评家和非批评家都批评文学,自然,不满的居多,但说好的也有。去年以来,却变了文学家和非文学家都翻了一个身,转过来来批评批评家了。
这一回可是不大有人说好,最彻底的是不承认近来有真的批评家。即使承认,也大大的笑他们胡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往往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合就好,不合就坏。
但是,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办杂志可以号称没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实这正是圈子,是便于遮眼的变戏法的手巾。譬如一个编辑者是唯美主义者罢,他尽可以自说并无定见,单在书籍评论上,就足够玩把戏。倘是一种所谓"为艺术的艺术"的作品,合于自己的私意的,他就选登一篇赞成这种主义的批评,或读后感,捧着它上天;要不然,就用一篇假急进的好像非常革命的批评家的文章,捺它到地里去。读者这就被迷了眼。但在个人,如果还有一点记性,却不能这么两端的,他须有一定的圈子。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
然而批评家的批评家会引出张献忠考秀才的古典来:先在两柱之间横系一条绳子,叫应考的走过去,太高的杀,太矮的也杀,于是杀光了蜀中的英才。这么一比,有定见的批评家即等于张献忠,真可以使读者发生满心的憎恨。但是,评文的圈,就是量人的绳吗?论文的合不合,就是量人的长短吗?引出这例子来的,是诬陷,更不是什么批评。
一月十七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申报·自由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