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议?会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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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头停了下来。在议长的鼓舞下，他重新开始了演讲，加重了说话的腔调，做出各种手势。围绕在他身边的噪音越来越强，他连自己的话都听不见了。于是，他再一次停了下来。最终，他因为害怕自己的一言不发会引发令人胆寒的呐喊：“闭嘴！”就又开始了演说。人们的大声喧闹让人无法忍受。

    当议会极度亢奋时，它们成为同普通的异质性群体完全一样的群体，这时它的感情就会表现出总是走极端的特点。我们能够看到它们会做出最大无畏的英雄主义举动，或是犯下最恶劣的罪行。他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人，他将会彻底迷失自我，投票支持最不符合他本人利益的措施。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向我们说明了议会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丧失自我意识，让那些与自己的利益相对立的建议牵着鼻子走。对于达官显贵来说，放弃自己的特权是一种巨大的牺牲，然而在国民公会期间那个著名的夜晚，他们毫不犹豫地这么做了。国民议会的成员放弃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权，将自身永远处在死亡的威胁下，然而，他们选择了这样做，他们并不害怕在自己的阶层中大开杀戒，尽管他们心里都很明白，今天他们的同伴被送上绞刑架，或许他们明天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实际上，他们已经进入了一种我在先前描述过的完全无意识的状态，没有任何因素可以阻拦他们赞成那些将他们冲昏了头脑的建议。下面的一段文字摘自于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比劳?凡尔纳的回忆录，这段话非常典型地讲述了这种情况：“那个备受我们谴责的决定……”他说，“那个在两天前我们还不想做出的决定，居然就通过了。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就是危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因素。”再也没有比这更正确的说法了。

    在所有慷慨激昂的议会上，我们都能见到相同的无意识现象。泰纳说道：

    他们批准并下令执行一些让他们痛恨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仅仅是荒诞愚蠢的，简直就是犯罪——杀害无辜的平民，杀害他们的朋友。左派在右派的支持下，达成全体一致，在震耳欲聋的喝彩声中将丹东，他们的绝对领袖，这场伟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袖，送上了绞刑架。右派在左派的支持下，达成全体一致，在喝彩声中投票通过了革命政府最恶劣的法令。议会全体成员一致，在仰慕和热情的呐喊中，在对德布瓦、库车和罗伯斯庇尔等人充满同情心的赞扬当中，不由自主地一再进行改选，让嗜杀成性的政府依旧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平民派厌恶它，是因为它杀人如麻，山岳派憎恶它，是因为它草菅人命。平民派和山岳派，多数派和少数派，最后都一致赞成对他们之间的互相残杀进行帮助。牧月22日，整个议会将自己的命运转交给了刽子手；热月8日，在罗伯斯庇尔演讲之后的一刻钟内，相同的事情又被这个议会做了一次。

    这幅画面看起来会显得比较忧郁，但是它非常准确。当议会受到刺激和迷惑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表现出相同的特征。他们会成为极不安定的一群人，受制于所有的刺激。下面这段有关1848年议会的描述，来自斯布勒尔先生，他是一位民主信仰不会受到质疑的国会议员。我把《文学报》上这段相当具有代表性的文字援引如下。它为我之前曾经描述过的夸张感情这一群体特征，为它极端的易变性——这能让它无时无刻不从一种感情转向另一种与其完全不同的感情——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范例。

    共和党派因为自己的分裂、嫉妒和怀疑，也因为它的盲目自信和无止境的愿望而走向毁灭。它的天真坦率完全等同于它的普遍的不信任。与没有法律意识，以及对纪律的缺失相伴的是无限的恐惧和幻象；从这些方面，农民和孩子们也比他们强不少。他们的平静就如同他们的不耐烦一样严重，他们的狂暴可以与他们的顺从相提并论。这种状态是一种没有足够成熟的秉性以及缺乏教育的自然结果。没有任何事能够让这种人惊讶，但是任何事情都能够让他们惊慌失措。出于恐惧或是出于对英雄主义的英勇气概，他们既可以赴汤蹈火，也可以做个无名鼠辈。

    他们会忽视原因和结果，以及事件之间的联系。他们时而灰心丧气，时而趾高气扬，他们极易受到恐慌情绪的影响，他们要么就是精神高度紧张，要么就是心情极度抑郁，但是，他们从来都不会处在事态所要求的情绪或是状态之中。他们要比流水更加易变，思维紊乱，行为无常。我们还能期待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政府基础？

    幸运的是，从上面所描述的特点来看，它们并不是经常出现。议会只是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才可以组成一个群体。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组成议会的个人都会保留他们的特点，这解释了为什么议会能够制定出非凡的法律。其实，制定这些法律的人都是专家，他们是在自己幽静的书房里草拟这些法律大纲的，因此，投票通过的法律，其实是个人而并非集体的产物。当然，这些法律都是最出众的。只有当一系列的法律修正案转变成了集体努力的产物，它们才有可能产生毁灭性的后果。群体的产物无论品质如何，同一个被孤立的个人相比较，总会显得非常低劣。专家们阻止着议会通过一些考虑不周或行不通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专家其实就是群体的临时领袖。议会并没有在他的身上施加影响力，反倒是他可以影响议会。

    尽管议会的运作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但是，议会仍旧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出色的统治方式，特别是人类已经找到的逃离个人暴政的最好的方式。无论是对于哲学家、思想者、作家、艺术家或有深厚学识的人，用一句话说就是，对于所有构成文明体系的人来说，议会毫无疑问是政府的最理想的形式。

    不过，在现实中，它们也表现出两种严重的危险性，一个是无法避免的财政浪费，另一个是对个人自由的约束。

    第一个危险是紧急状态和当选群体缺少远见的必然结果。倘若议会里的一个成员提出了一项明显迎合民主理念的政策，譬如说，他在提案中建议确保为所有的工人提供养老保险，或建议为任何等级的国家雇员提高薪金水平，而其他众议员因为十分惧怕他们的选民，就会成为这一项提议的受害者，看起来，他们不会无视后者的权益，反对这种提议中的政策。尽管他们都非常清楚，这是在为国家预算带来新的负担，使新型赋税的产生成为必要。他们不大可能在投票的时候犹豫不决。提高经费支出的后果属于遥远的未来，不会给自身招致不愉快的结果，当他们开始为了连续参选而抛头露面时，投出反对票所产生的后果就会清晰地呈现在他们面前。

    除了第一个扩大财政支出的因素外，还有一个同样具有强制性的因素，即必须投票支持那些为了地方目的的补助金。一位众议员无法抗议这种政府资助，因为他们再一次代表着选民们迫在眉睫的需求，也因为每一个众议员只有赞同自己同事的类似要求，才具备为自己的选民申请政府资助所必备的条件。

    上面所谈到的第二个危险——由议会实行的对自由不可避免的约束——看上去并不是十分明显，但是尽管如此，它却是非常真实的。这是大量的法律——它们往往是一种限制性措施——造成的结果，议会认为自己有义务表决通过，但是由于缺乏远见，所以它们在很大的程度上无法了解投票的结果。

    这种危险当然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即使是在英格兰这种能够提供最被大众所认可的议会体制、议员对其选民保持了最大独立性的国家里，也无法摆脱这种危险。赫伯特?斯宾塞曾经在一本非常古老的著作中指出，表面自由的增长必然会伴随着真正自由的衰落。他在最近的《人与国家》一书中再次阐述了这一问题。在讨论英国议会时，他阐述了如下观点：

    自从这个时期以来，立法机构一直遵循着我指出的路线。快速增加的独裁性措施持续地倾向于限制个人自由，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每年都会颁布数量众多的法规条例，在过去的公民行为完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施加约束条件，逼迫他们去实现在之前不用非做不可的事情。同时，公共的事务会变得越来越沉重，尤其是当地的负担，通过减少他可以随意支配的盈利份额，增加公共权力取之于他并按照自身的意念进行消费的额度，进一步约束了他的自由。

    这种对于个人自由日益增加的限制，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拥有赫伯特?斯宾塞没有提到的各种具体的表现形式。正是这些众多的立法措施——大体上来讲，几乎都是限制性的法令——的通过，必将会增加施行它们的行政人员的数量、权力和影响。从这一方面来看，这些行政人员倾向于成为文明国家名副其实的主人。他们拥有着更大的权力，是因为政府在不断的更迭之中，只有他们可以免受这种不断变化的触动，只有他们不用担负必要的责任，不需要个性，永恒地存在。但凡是实行压迫性的专制统治，莫过于具备这三种特点的人。

    不断制定具有限制性法规，用最复杂的条条框框将最无足轻重的生活行为团团围住，难免会将公民随心所欲的活动空间限制得越来越窄。各个国家都成了谬见的受害者，它们认为更好地保障平等和自由就是尽可能多地制定法律，所以它们每天都在批准进行一些越来越难以忍受的束缚。由于他们适应了这样的约束，很快就会渴望被主子所奴役，失去所有的自发精神与精力。那时他们不过是虚幻的人影，消极的、无力抵抗的行尸走肉。

    倘若达到了这种程度，个人就会开始四处寻找在他的体内不复存在的力量。政府的各个部门必将同公民的漠不关心以及孤立无援共同增长。所以他们必须展示出个人所缺乏的主动性、首创性和引导精神。这逼迫他们承担一切、领导一切，将一切都处在他们的保护之下。国家会因此成为无所不能的上帝。然而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上帝拥有的力量既没有持久性，也不强大。

    在一些特定的民族中，一切自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虽然表面上的认可能够让它们产生一种假象，以为自己仍旧拥有着这些自由，它们的衰老在造成这种结果上所起的作用，至少和任何具体的制度一样大。这是迄今为止任何一种人类文明都无法摆脱的衰退期的先期征兆之一。

    通过历史的教训以及各方面都颇具震慑力的先期征兆判断，我们的一些现代文明已经达到了衰退期之前那些历史上早已有之的阶段。每一个民族都将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相同的生存阶段，因为看起来历史会不断地重复它的过程。

    利用简短的话阐述人类文明这些共同的发展阶段是非常容易的事，我将会对它们做一个简明扼要的总结，以此作为本书的结束语。这种速记式的说明，或许能够对了解当今群众所行使的权力的原因有所启发。

    倘若我们依照主要线索，对于存在于我们之前文明的伟大与衰落的原因进行概括总结的话，我们能从中发现些什么？

    在人类文明产生的初期阶段，由于迁移、入侵或征服等原因，一群来源不同的人聚集在了一起。他们血缘不同，语言和信仰也不同。将这群人连接在一起的唯一共同的纽带，是某个头领没有完全得到承认的法律。这些混乱的人群有着极其突出的群体特点。他们有群体短暂的凝聚力，既表现出英雄主义，也有种种弱点，非常冲动，也非常狂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非常稳固地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是粗鲁的野蛮人。

    最终，恒久的岁月造就了自己的作品。周围环境的特性，种族之间不断进行的通婚和共同生活的必要性发挥了作用。不同的小群体开始融合成一个整体，组成一个种族，即一个拥有共同特征与感情的群体，它们在遗传因素的作用下越来越稳固。这群人已经成为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完全有能力将自己从野蛮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然而，只有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不断重复的斗争以及无数次的重新开始，从而让它获得了一种理想以后，它才可以完全成为一个民族。这个理想具备什么特性并不重要，不管是对罗马帝国的崇拜、雅典的强大还是真主安拉的胜利，都足以让构成种族的每一个人在感情和思想上形成完全的统一。

    在这个阶段，一个拥有各种制度、信念和艺术的崭新的人类文明就会诞生。这个种族在追求这种理想的过程中，会接连不断地获得能够让它建立丰功伟绩所必备的珍贵品质。毋庸置疑，它在某些时候仍然是乌合之众，但是我们发现在它变幻不定的特征背后，会形成一种坚固的基础，即一个种族的秉性，它决定着一个民族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的变化，支配着机遇的作用。

    时间在完成其具有创造性的工作之后，便开始了破坏的过程，无论是神还是人，都无法摆脱它的束缚。当一个人类文明在达到一定的强盛和复杂的阶段之后，就会停滞不前，而一旦停滞不前，就注定会进入灭亡的过程。这时它的老年阶段就降临了。

    这个不可避免的时刻，总是以作为种族的主流理想的逐渐衰退为特点。同这种理想的衰弱相对应，受到它的启发的宗教、政治和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动摇。

    随着这种理想的逐渐消亡，种族将会不断失去让自己变得无比强大，团结一致的品质。个人的个性和智力可以提高，但是这种种族集体的自我意识，却会被个人自我意识的过度发展所取代，同时还伴有个性的衰弱和行动能力的弱化。原本是一个民族、一个团体、一个整体的人群，最终会成为一群缺少凝聚力的个人，在一段时间里，他们仅仅因为传统和制度而被人为地凝聚在一起。正是在这个阶段，被个人利益和渴求分离开来的人，已经不再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所以，即使是在最无足轻重的事情上也需要领导，于是国家开始发挥引人注目的影响。

    随着这种古老理想的丧失，种族的秉性也会彻底消失。它仅仅是一群独立的个人，因而回归到自己原始的状态——一群乌合之众。它既缺乏一致性，也没有未来，只拥有乌合之众那些稍纵即逝的特征。现在，它的文明已经失去了稳定性，只能随波逐流。群众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掀起了野蛮的浪潮。文明或许仍然绚烂，因为漫长的历史赋予了它出众的外在美，但是从现实来看，它已是一座岌岌可危的大厦，没有任何支撑，下次风暴一来，便会彻底倾覆。

    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从野蛮状态过渡到文明状态，然后，当这个理想失去自身的优势时，就会开始衰落和灭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循环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