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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玄机妙法，而是每个人都与生俱来，先天固有的“知”和“能”。
在儒家看来：凡是那些属于每个人不学而知、不思而能的知识和能力，是人类生来即有的天赋本能。尚在襁褓中的两三岁幼童，没有不知爱他的父母的；待他长大了，没有不知道尊敬兄长的。爱戴父母是仁，尊敬兄长是义。这是两种可以通行于全天下的品德。孝悌就是这种良知良能，亦即人类善良天性的典型表征。
近代随着西方的思维方式已有百年，对自己老祖宗另一套体系自然难以适应。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有法可依，哪怕是律法错了，也要执行，用法律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及做人准则。而我们的先祖们，早就明白了这一点，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还要讲究人情、孝悌，每读古人之书，总感觉似懂非懂。不免产生疑惑：人性真的像儒家心性论者想象的那般纯真至善吗？若人人回归天性，世界就会太平大吉了吗？当看到“以孝治天下”的说辞时，内心又会疑惑：国家真的能够靠一个“孝”字来治理吗？
如果你是出于孝道而杀了一个人，在古代就会从轻发落，大明就是一个讲究人情世故的社会，天下的是非对错无外乎一个利字，底层社会讲究的就是家族宗亲之间的关系，《孟子·离娄下》有言：“所恶於智者，为其凿也。”大家不妨仔细想想，内心的孤寂是不是导致现代社会家庭悲剧一大原因呢？而人际间的隔膜和冷漠，不得不说也是内心的孤寂的一大因素。我们很容易看到，即便是至亲至近若夫妻、父母子女之间，依然是心心相隔，难以真诚无间地沟通交流。现代社会高楼林立，人声鼎沸、喧嚣无比，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遥远疏离，至亲骨肉之间也缺乏应有的沟通和交流。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处在孤寂无援的境地。
家庭的名存实亡、亲情的淡薄、人际间沟通的不畅，其实都是现代社会众多危机的根源。此外，现代社会的人性自私，尤其是在家庭和社会中均居于主动地位的男人、父亲、丈夫的自私和不负责任。建立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的现代西方法治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利益交换关系。
既然是利益交换关系，那么约束这种交易就要制定出各种各样的律法出来，还要细分化，而大明只有一部律法《大明律》。
有人说西方的法治是社会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没有详细的律法可依，人性更加难于控制。其不然，孔子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又指出，人之良知良能，好比“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在儒家看来，孝虽然发端于人之天性，但那只是起点，仍须主观的努力方能完成。孝道并非纯任天道自然，因此既不是实然，也不是必然，而是人们自由、自主的选择和追求，属于应然的范畴，有赖于个人主观的意愿和主动的行为，是人类的一种价值理想。人都有自由意志，每个人的心都是自由的。具体到特定的人是否能够行孝、尽孝，则仍在于其个人的自觉、自律。
西方思想只是用制定律法来控制人的行为，而我们的老祖宗却注重从孩童起，“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这就是发端于天性的那一面，婴幼儿如果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很难生存下来，故其依恋父母，是出于求生的本能，是天道。但当父母年老无依之时，子女对父母报之以同样的关爱并竭其赡养之力，需要主观上的自觉自愿、行为上的努力和精力财力的付出。
正因为这样，反看西方的文化社会中，凡事律法照不及的地方，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犯罪，“零元购”的兴起就随之而来。
谈起“孝”，则不难发现，这个字深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于“仁”，而“仁”的根本则在于“孝悌”。君子以仁治国，以孝悌为根本，人民则能知所止，且能安于现状，天下百姓各司其职，方能稳固。
莫掌柜的“顺发快递”各路主事除了早期跟随的葛老三外全部是莫家的族亲当任，这就是古代家族的观念，在古代如果一个人脱离了家族，那就是有违了“孝悌”，想要在这样的社会中求发展，是不可能了，连生存的机会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