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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粮船、杀运军，“沿漕河，盗贼横甚，漕军为有杀掠者”。后有盗贼李自名等在济宁等地，“剽卤漕粮船只，杀伤运军”。随后有盗贼在石佛闸劫掠粮船，“戊戍，至石佛，盗劫运舟，杀一人，伤一人”。
除了抢粮船外，还有一块肥肉就是官船，官船，是指文武官员乘坐的船只。大运河是明朝时期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很多官员外出（包括公干、返乡、采办等）都选择走运河水路，因此每年也会有大量的官船从京鲁运河通过，成为盗贼觊觎和偷抢的另一重要目标。
就说 永乐十九年，嘉兴通判陈原佑、黔阳县丞翁良兴以及阁臣文敏亲属文义、文让一同乘船进京，在东昌府境内被盗贼抢劫。随后七月，有盗贼在通州与香河之间抢劫南京进贡内臣船只，抢去行李等物巨多，因为这些太监的油水实在是多。
来年的四五月间，国子监祭酒陆深从京城坐船南下，从桑园至七级闸，一路有盗贼骚扰。因为陆深实在拿不出什么值钱货，还好没有伤及人员。东平安山至济宁长沟之间有成群盗贼在运河沿线抢劫官民船只，“闻安山、长沟上下盗贼百数为群，白日行劫官商船，经过如履虎尾”。
运河大盗陶文、赵三等在七级闸抢劫千户安国官船，抢去官银一千九百余两。更有盗匪在漷县盗劫刑部官员熊履初船只并杀伤家属。
看看，在古代行路也是一种风险，弄不好家破人亡，这些只是牛毛，还有许多小贼小盗更难对付，专门偷抢民船，就是不定地骚扰你，让你每时每刻在不安定中，直到能满足这些盗贼的需求为止，接着下一站接着有盗贼接力上。
京鲁运河上民船往来频繁，也是盗贼作案的重要对象。早在洪武年间，即有苏州卫卒扮作盗贼，趁夜在河西务抢劫客船。“苏州卫卒十余人驾舟运饷，泊河西务，夜劫客舟”。永乐初，有名为泰邦的商人乘船进京贸易，在张家湾被盗贼王甲、王乙抢劫杀害。到了目前成化年间，商人眭敖、眭祥父子从北方运货南下，至临清时，有盗贼扮成佣工，受雇上船，准备在途中杀人越货，结果被二者发现并解雇。
江苏泰兴人张某病逝于京，其子扶柩回籍，船至济宁时遭遇盗贼。还有天津运河有船户借贩盐为名趁机抢劫，“天津沿运河皆屯所，曩无司庾之人，时有奸人驾舟假名贩盐，乘闲攘劫”。
这些盗贼的身份复杂，来源广泛，包括漕运军丁、粮船水手、粮船短纤乃至寻常百姓都有沦落为盗贼，偷抢运河船只的现象。而不同群体的处境不一，导致他们作案的直接原因也有所不同。
漕运军丁差役繁重、入不敷出，甚至破产，负担过大。这是导致部分军丁在运粮途中偷窃、抢劫的直接原因。同漕运军丁一样，粮船水手出运过程中也面临各种困难，劳动艰苦，而其收入比军丁更低。水手往返运输一次仅仅得银三两，如以最低6个月时间计算，每天最多得钱六十文左右，不足以糊口。因此常有在船偷窃的行为，“今所号为水手者，皆沿途顾募无籍贫民耳。往回与值三两，得钱之后，往往逃去，及其在船之时，复多方凌辱旗甲，鼠窃狗偷，甚受其累”。
还有运弁克扣粮船水手工钱的现象，导致其收入减少，引发报复性的偷抢。例如，应天卫指挥耿秉孝船只在河西务丁家庄遭劫，后来查明，抢劫者正是受雇的漕粮水手，因工钱遭到耿秉孝的克扣而抢劫，“揆其劫杀根因，咸称本官克减所致。今武清县见获强贼陈二、传二供称应天卫水手姚益、王二与杭州卫帮内水手刘三等十五人，俱系各卫水手”。可见，粮船水手收入较低，是导致其沦为盗贼的直接原因。
就在去年常州帮王益周粮船遭到抢劫，作案者是短纤段老四等人，因为贫苦而萌生抢劫念头。刘权之眷船在静海县曹家堤被抢劫，作案者也是短纤，因无人雇佣拉纤兼之中途所带银钱用尽，故合伙起意抢劫。奇丰额眷船在台庄丁庙被抢，也是因为短纤“缺少盘费”。可见，粮船短纤为盗主要是被生计所迫。
而这一次章子俊碰到的盗贼在大山中的永定河上，这种盗贼是山贼演变而来，太不地道，也会伤人性命，什么都抢，连女人也不放过，要说以上的盗贼只是生活所迫，而永定河上的盗贼是毁人性命，所以章子俊也没好说的，发现情况就开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