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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李谦对于局势的分析，并不全是源自于他自己的观察，这当中，有不少的分析，其实是伍豪他们的。而伍豪能弄得这样清楚，一个原因是他和法共有联系。
在欧洲，除了俄共之外，就属法共和德共力量比较强了。这个时代，他们都有着合法的身份，很多很多人甚至还担任着诸如议员或者是地区议员的职务。相形之下，俄共在造反成功之前，可是没有这样的地位的。
这样的地位当然带来了不少好处，但是也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既然能够进行更安全的合法活动，议会斗争，那么谁又愿意去走一条艰难的，充满危险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呢？虽然这些共产党的党章上依旧保持着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的条款，但是有了议会路线这条更安全的道路，又有多少人真的能下定决心走一条更危险的道路呢？事实上，最终能获得政权，真正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党，基本上都是没有合法道路可走的党。
既然有合法的议会斗争的机会，虽然理论上，法国共产党以及德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都是通过“革命”的手段来推翻资产阶级政府，但是在实践中，却越来越依赖于合法的议会斗争，而议会斗争也成了主要的斗争方式，议会选举，也成了党的最主要的工作。
按照俄共的看法，这当然是错误的，但是这种方式也意味着他们会有不少可以用的媒体，这倒是非常适合李谦这时候的需要。而且，法国的泛左翼的力量其实相当强，甚至于在1934年，泛左翼的联盟人民阵线还获得过议会选举的胜利，并取得了组阁的权力。当然，在现在，左翼联盟还不存在，左翼的力量还远远不能和红色的三十年代相比。
法共的机关报“人道报”也已注意到了这桩事情，另外，一些边缘的左翼报纸，比如说同样出身于巴黎高师，只不过是法律系出身的社会党人安德烈 莱昂·布鲁姆的“人民报”，都开始关注这一风波。如果李谦愿意，他们也很乐意直接采访这次事件的当事人。
不过李谦知道，他本来只是被殃及的池鱼，如果法国的那些右翼愿意放他一马，哪怕吃点亏，那也就吃点亏算了。如果能够向他们投个降，磕个头，就换到人家把他当个屁轻轻的放了，那李谦觉得，自己好像也不是不能能屈能伸一下的。事实上他在这件事情上找曾琦帮忙，李谦想的就是，曾琦和这些人都算是右翼分子，说不定有一点香火情呢？
然而，左翼和右翼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左翼很容易达成跨国的联合，一个法国的左翼，很容易就会同情另一个国家的左翼，因为哪怕再修正的左翼，至少他们还是承认外国人，哪怕是落后国家得人也是人的。
但是右翼就不一样了，他们弄得不好连对方的人类身份都未必肯承认。而且带着民族主义特性的右翼，往往天然的看其他国家的右翼不顺眼。比如说，虽然都是右翼，但是一部分法国右翼认为他们是邪恶的异教徒，还有一部分则认为他们只是某种类人生物。
所以曾琦没帮上忙，倒真不是他不肯帮忙。
所以，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李谦都是想要投降无门的。那些右翼分子，要么根本无视他们会碾压了一个外国人，要么就觉得能够摧毁一个懂数学的外国人是一件很让人快乐的事情。
当然，站到左翼那边，也不是没有后患的，这时候，左翼的力量还有限，本身也经常遭到打击。加入他们，就算撑过了这个危机，后续说不定啥时候就会碰上其他的问题。
“但是，现在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吗？”李谦对自己说，“我记得某位可能真的是同性恋的经济学家说过这样的一句话：‘长期是一个伪概念，因为从长期来说，我们都死了。’现在我不能再考虑今后可能的危险了，这一步要是迈不过去，那就不存在今后了。”
李谦记得上辈子看《明朝那些事儿》的时候，看到过对明太祖朱元璋的一个评价，那就是朱元璋做事情有一个原则，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彻底。站队的事情也是一样，立场一定要坚定鲜明，首鼠两端的话，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抛弃掉的。
“既然要接受左翼的报纸的采访，要站到左翼的一边，那就不要怕得罪人，只有态度越坚定，论调越惊人，才越能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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