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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6]。曹操久闻其名，便征陈群为司空西曹掾属。当时有人向曹操引荐乐安人王模、下邳人周逵，曹操均召而用之。陈群向曹操力言不可，并以为王模、周逵二人德秽行劣，最终必然坏事，曹操不听。结果王周二人果然犯事受诛，曹操方信陈群之言，并向陈群承认错失。陈群便推荐广陵人陈矫、丹阳人戴干，曹操皆加以任用。后来东吴为叛，戴干因忠义死于变难；陈矫则成为一位名臣，是以举世均认同陈群知人之明。而自从刘备叛后，东南多变，曹操便以陈群为酇令，以何夔为城父令，用名士以镇抚诸县，使官吏百姓安定。又任萧（今安徽萧县）、赞（今河南永城）、长平（今河南西华）县令。
建安四年（199年），陈纪去世，陈群因此辞官。后任司徒掾，举高第，为治书侍御史，转参丞相军事。
制定法度
建安十八年（213年），魏国建立后，陈群又迁为御史中丞。其时曹操正商议该否复使肉刑，于是下令说：“怎样才有达于古今而通于变理的君子，可以助我决议此事呢！昔日陈鸿胪（指陈群父陈纪）以为死刑有可加于仁恩的用途，正是在说这方面的事。御史中丞（指陈群）可以申述卿父之论吗？”
陈群说道：“臣下的父亲认为汉朝废除肉刑而增加鞭打、杖击，本意是出于仁恻之心，想减轻对犯人刑罚，但没有想到死去的人却越来越多。正所谓名义上减轻而实际上加重了。因为名义上减轻了刑罚，老百姓容易忽略而犯罪，这样实质上却加重了刑罚，老百姓也更容易受到伤害。尚书说：‘只有敬畏、慎用五刑，才能养成三种德。’周易上也记载着割鼻、断足、砍脚趾的刑法，这些都是用来辅助政教、惩治邪恶的。况且杀人偿命，也合乎古代的制度；对于把人打伤或毁坏别人的身体的罪犯，只是剃去头发圈住脖颈干活服役，就不合道理了。如果沿用古刑，使奸淫者受宫刑，然后再把犯人关入蚕室，使偷盗者受刖刑，那么就永远不会发生淫乱盗窃一类的坏事了。据说古代适用五刑的犯罪行为有三千多种，虽然不能全部恢复，但是像奸淫者下蚕室、偷盗者刖其足这样的刑罚，由于奸淫、偷盗正是时下常有的祸患，因此应该首先施行。按照汉朝法律，对于罪大恶极的犯人应当斩首，这是不能顾及所谓仁义的。但是对于其他刚够死刑、可杀可不杀的犯人，就可以施以肉刑。这样，所受之刑与所犯之罪就可以相抵了。如今以鞭打、杖击处死的刑法代替肉刑，实在是只重视人的肢体而轻视人的性命啊！”钟繇亦对陈群所议表示同意，而王朗及其它人则多以为未可复肉刑。曹操对钟、陈二人的看法深为赞同，只是因为战事连绵，又顾及众人的议论，故暂且将此事搁置一旁。
后陈群转为侍中，领丞相东西曹掾。陈群的为人，在朝中对人无适无莫（语出论语里仁：“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意指对于人事没有厚薄之分），贵雅而执名杖义，不会为媚人而违背道德。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魏讽谋反时，黄门侍郎刘廙之弟刘伟被魏讽诱同，如今按罪连坐，刘廙亦当诛。陈群便向曹操进言，曹操亦道：“刘廙是名臣，我的本意也想要赦免他。”于是只是调任他的官职而已。刘廙因而深感陈群之德，陈群却认为：“议论如何量刑乃是为了国家，并非为了私人，况且赦免你的决定本是出自英明之主，我又怎么能知道呢？”陈群心胸博大，从不骄矜自傲，始终都是如此。
同年十月，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曹操以孙权之书示外道：“这小子想把我放在炉火上吗！”陈群便与尚书桓阶上奏：“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适今日也。是以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汉，群生注望，遐迩怨叹，是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臣愚以为虞、夏不以谦辞，殷、周不吝诛放，畏天知命，无所与让也。”
建制九品
延康元年（220年），曹丕即王位后，封陈群为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其间，陈群建制九品官人之法，成为历史名制。
同年，曹丕称帝，陈群迁尚书仆射，加侍中，徙尚书令，进爵颖乡侯。黄初中，曹丕意欲追封卞太后的父母，陈群奏道：“陛下以圣德应运受命，创业革制，应当永为后世所循之式。按照典籍上之文献，从无妇人可以分土命爵之制度。在礼典，妇因夫爵。嬴秦违于古法，而刘汉则沿承古例，这可不是先王之令典啊。”曹丕大悟，便道：“此议甚是，既然如此，且勿施行。以此作着诏下藏之于台阁，使其永为后式。”
黄初三年（222年），刘巴去世后，陈群赍信与丞相诸葛亮，问刘巴的消息，并称“刘君子初”，甚为敬重。
黄初四年（223年），陈群与仆射司马懿并举泰山人鲍勋为宫正。
同年，陈群与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分别致书与蜀相诸葛亮，向其陈说天命人事，希望蜀汉能举国称藩，但徒劳无功。